如果断裂不在二月、十月间，也不在列、斯之间，那么它在那里？这是总结1917年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保守主义”把文革与五四、1911年与1949年一锅煮的问题，存在以所谓传统和“西化”来解释历史的文化决定论史观。而最近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更带出了左派政府是否必然极权化的问题。1917年的历史应能提供一个借鉴。

90年后回头看，1917年的“二月民主”无疑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也无疑发生了“断裂”，这断裂并非发生在当年的十月，但更不是在列宁到斯大林之间，而是发生在1918年1月。[ 参见金雁：《俄国有过“十月革命”吗？》，（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7年10月号（总103期），4-18页。]其内容也不是从“姓资”的民主革命转变成了“姓无”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废除民主（很大程度上废除的正是社会主义者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当时也为他们所主导的民主，而非“资产阶级民主”），代之以专政（一开始就是开枪屠杀工人、封闭工会、取缔社会民主党的专政，即“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如今的保守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今天也基本属于这一翼）认为过分“民主”会损害自由乃至导致专政，这并非全无道理。像德国人在魏玛末期民主选举出希特勒就是例子。就俄国而言，1917年底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民粹派如果执政，他们以后会不会以转型期混乱为口实而改变其此前“社会民主党化”的方向、重返“人民专制”的民粹派老套，也是难以预断的。

但无论如何，后来俄国实际发生的进程并不是这些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废除宪政，而是列宁们推翻民选议会、实行极权并镇压了民主。因此说“二月民主”就会导致“一月极权”是没有根据的，把二月革命与列宁极权在“西化”、“激进”的概念下混为一谈，也是极不严谨的。

二、“向后看的反专制”：

索翁的“文化保守主义”与俄国的“分裂派”传统

索尔仁尼琴指责“利欲熏心的美国资本家”

不过，索尔仁尼琴毕竟以激烈批判极权制度、而不是批判“西方民主”闻名。因此他的政治保守主义与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相比并不算典型。索尔仁尼琴反对“西化”并非反对自由民主，而是反对他所谓的物资主义、世俗化、消费欲、追求经济增长、城市化等等，即主要是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的，他想续接“路标派”的思想传承。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唯物主义”的斯大林专政也是“西化”的祸害。这在东欧异议知识分子中其实不算稀奇，著名的捷克民主派代表人物哈维尔也有过所谓“东方的官僚与西方的经理是一丘之貉”的说法。但领教过古拉格生活的索尔仁尼琴当然不认为这两者真的就一样。相反，他在很长时期内激烈批判西方的一点就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极权制度面前永远是软弱的，它天然的绥靖倾向使其不可能战胜极权主义，甚至会助长乃至可能臣服于极权主义。而这才是最可悲、最糟糕的。

当年索尔仁尼琴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对美国工会发表了一篇大骂资本家的演讲。他宣称苏联尽管人民贫困，但镇压异见者的手段是世界一流，而这正是“利欲熏心”的美国资本家向苏联输出“警察技术”的结果。他激烈指责美国资本家“为了赚钱可以完全丧失良心”，他们为了与极权统治者做买卖而不顾道义，与苏联领导人共同制造了慕尼黑式的“缓和”骗局，而在缓和的烟幕下苏联正在迅速扩张地盘。索尔仁尼琴还特别提到：列宁的一生大半在西欧而非在俄国度过，他对西方的了解甚于了解俄国。当年他就料到资本家会这样因唯利是图而鼠目寸光、自掘坟墓。而这种“资本家的劣根性”由来已久，不仅对苏联是如此。当年对希特勒他们也是先一味绥靖，纵容其坐大，等到羽翼丰满的纳粹大举进攻，“资本家”们却束手无策。索尔仁尼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许多民主国家和一个极权国家苏联合作打败了德意日极权国家。然而，如果当年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尚且不足以战胜德意日，必须要联合极权的苏联，那么今天怎么办？他的问题是：1930年代时极权主义只统治了世界很小的地方，但现在极权主义（苏联阵营）统治了半个世界。当年极权国家统治很小地方的时候，世界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尚不能打败它，需要“联合一个魔鬼打败另一个魔鬼”。那么，现在极权国家控制的区域已经远远超出30、40年代，民主国家又应该何以对付呢？

索尔仁尼琴因此寄希望于美国“工人阶级”，他宣称要“干涉美国的内政”，呼吁美国工人起来抵制“利欲熏心的资本家”把美国引入歧途。[ A. Solzhenitsyn, Warning to the West. Bodley Head Ltd. 1976. ]

但是索尔仁尼琴实际上当然对工人运动并没有什么兴趣。他的这番话其实不过是反映他与美国工会在价值观上发生了“保守主义共鸣”。众所周知，在美国历来是右翼民粹主义比左翼民粹主义更有市场。当年著名的麦卡锡主义，曾被我们这边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其实稍为了解当年事态就不难发现：麦卡锡议员的社会基础并非资本家，而恰恰是美国下层。在某种意义上麦卡锡主义运动犹如美国版的“义和团”（当然远没有我们的义和团那样极端和得势），其特点是煽动下层民众大抓精英层中“出卖美国”的疑似“亲共”分子。与共产国家做生意的资本家、与苏联集团国家有外交往来的政客乃至卓别林那样的文化富豪，都在“美国人民”的压力下惶恐不安，而美国的工会倒不仅没感到压力，反而在麦卡锡运动中推波助澜。美国的工会比商会更反共应该是关于美国的一个常识。再往前追溯，极右种族主义在美国也是一种民粹现象，从独立前因统治者阻止“人民”进攻印第安人而激发的所谓“培根起义”，直到后来的三K党和20世纪初迫害华工的风潮，都是“穷白人”的运动，而资本家倒是对廉价华工持欢迎态度的。

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索翁与“三K党”这样的恐怖组织扯上什么瓜葛。但是当今天人们对索翁的所谓“反西方”倾向津津乐道时应该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反西方”实际上比许多“亲西方”人士更难以容忍当时的苏联体制。他对美国精英的指责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类似美国左派，毋宁说更类似于麦卡锡对美国精英的指责。

回顾“索－萨论战”

但是索尔仁尼琴当然也远远不是麦卡锡这类人可比。他在美国工会面前大骂美国资本家，但他对西方的批评其实不限于一个“阶级”；早在此前两年，他就宣告“西方文明在各个方面将陷入绝境”。只不过他所讲的“西方文明”首先就包括马克思主义。1973年9月，索尔仁尼琴发出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据说正是这封信导致苏联当局最终决定驱逐他。但是，这封信在当时苏联异见人士群体——从萨哈罗夫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到麦德维杰夫那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中同样引起了强烈批评。

索尔仁尼琴在信中提出：“西方世界和全部西方文明”正在走向“总崩溃”，但它并非由于苏联的成功，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危机所致。其一是追求“无止境的经济进步”导致灾难，他因此主张“经济增长不仅不必要，而且有害”。其二是城市化，他认为当时苏联城市人口比例占到一半，这已经是“反自然”、“反人性”的，尤其是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更是祸害。其三是意识形态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当局强调苏联是马克思主义堡垒的说法相反，他认为这种“反宗教的无神论”在西方信者众多，在俄国其实没人信，只是当局在把这种“西方的邪恶”强加于俄国人民。索尔仁尼琴认为如果不改弦更张，苏联将会因为“追随西方文明”而崩溃。除了指责苏联当局中了“西方文明”的毒（请注意：他这里并不是指责赫鲁晓夫之类“修正主义者”接受西方的“和平演变”，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而恰恰是指“大半生在西欧而非在俄国度过”的列宁们把西方的“革命”祸害引进了俄国）外，索尔仁尼琴指出国家的第二个大危险是与中国冲突。他认为“崩溃”中的西方已不足虑，而中国才是俄罗斯的头号劲敌。在他看来，苏联在与中国争意识形态正统方面太强硬，而在领土这类实际利益冲突中太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