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付出的努力比贵族子弟多若干倍，但得到的回报却是那样的不公平。杜勃留波夫愤愤地评论他的那些贵族同学说，“他们的一切位置都是命中注定的，不需要任何努力就唾手可得，因此养成了虚荣、浮夸、懒散、冷漠、自私、平庸、胆怯”的特点，他们“不愿意一粒一粒的去啄食，老是等待着有什么人‘用罐子把知识倾倒在他的脑子里’”。[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 149页。]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一些人借物质手段大大优越于另一些人的情况，对社会的影响中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18-19世纪的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376页。]毕业以后僧侣子弟要去到处碰钉子找工作以求谋生，即便找到工作，期望值与实际的个人的发展空间也会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所以高尔基说：“平民文学家当中很少有人活到40岁，他们差不多都经历过饥饿、贫民窟和小酒店的生活”。[ 王介之选编：《高尔基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288页。]而贵族子弟根本不用去考虑生存的问题，这种反差怎么能不刺痛僧侣子弟备受压抑的心灵呢？社会的制度安排，群际差异性，使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具有明显的界限和完全不同的经历，令他们很难以相互易位和换位思考，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就此形成。

僧侣子弟中涌现出“愤青一代”

从痛苦中造就了“仇恨”

1719年俄国法律明确免除僧侣交纳直接税的义务，1724-1725年又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教阶中的“黑神品”[ 俄国的僧侣有两种，修道院僧侣和教堂僧侣，修道院僧侣是不结婚的“黑神品”，他们约占僧侣总数的1/10，这些人是教会思想的创造者和不介入社会服务的“精品”，他们没有家庭很少有财富，身份不能继承，1711年人口调查以后修道院僧侣便被限定在所注册的修道院，失去了自由和变更场所的自由，而且其人数、加入和退出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进入这个行列就意味着终身的奉献。]的薪酬和国家官员一样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另外绝大部分是教堂僧侣或者叫社区僧侣，他们是为百姓的日常婚丧嫁娶、礼拜弥撒服务的。教堂僧侣分三个层次：司祭、助祭、下层服务人员，主持宗教仪式所得的酬金按：4：2：1分配。彼得一世时期规定，基本上按每100-150户有一个小教堂配有一个司祭和两名下级服务人员统计定编，凡是不被编入的多余人员统统被转入纳税等级，如在登记时不在现场的人，就被革职到纳税等级或者从军服兵役，1719年他们也和修道院僧侣一样被凝固化，失去了各种自由：禁止迁徙、禁止从事工商业、禁止参加世俗会议、干涉社会事务、禁止去剧院、禁止公开场合的娱乐活动、禁止剃须剪发、禁止穿教会规定以外的服装。由于教区和教堂辅助的僧录人员的数目是严格规定死的，神职人员职位递补十分困难。叶卡特琳娜时期的“教堂还俗”政策，就曾大量压缩合并修道院，只有大约1/5的修道院得以保留。

教会人员的依附关系除了国家之外另叠加一层就是主教，僧侣对主教的依附关系比对国家的要更强一些，因为主教是辖区的全权领导，他有很大的权限，通过考试审查僧侣的专业技能、资格审查、任命职位、评定教职，主教可以每年从教区的各教堂收取一定的代役租形式的“主教赋役”。主教具有人事权，可以任意免除教区内的僧侣职务而转给另一个人，教区内所有的机构：宗教事务所、教会学校、宗教法庭、宗教会议都必须服从主教的意愿。“教会是世俗社会的一面镜子，主教是僧侣的王公，僧侣是主教的臣民”。[ Freeze,(ed.),From Supplication : A Documentary Social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这是一种与国家农民类似的集体农奴制，而不同于贵族的私人农奴制。

僧侣等级自我膨胀快于职业需求，国家为了减少“吃白食者”，教会任职基本上都是终身制，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能等待自然退出的“补缺”，大量的中下层人员按正常渠道进入不了应有的职位，为了递补导致行业内腐败盛行，黑暗无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父亲就是以娶已故大司祭的女儿为条件才谋到了了神甫的职位。这种“不合理”的职业设置和只能向下流动的局面，往往令神职人员家庭出身的人，面临着宗教感破灭的危机，作为牧师他们原本是为了解决他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可现在却无法面对自己的生存困境，宣扬天堂和谐与现实生活中的黑暗形成极大的反差，怎么能不激起他们的仇恨和复仇心理呢。杜勃罗留波夫说：“我好像陷进了可怕的沼泽，……围在我四周的亲兄弟、亲姐妹，都陷进了泥污里，我竭力帮助他们，然而每一个动作却使他们更加往下沉，……没有一个人伸出手来援助我，有的人不愿意，有的人虽然愿意，但却不知道如何接近沼泽，又害怕沾污了自己的脚，我们心中满杯的痛苦已经溢出了它边缘。”[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2页。]杜勃罗留波夫因为无力抚养年轻的弟弟妹妹，不得不把他们寄养在亲友家里，对他们的求助无法满足，这让他疚心不已一直都无法释怀。这些法律状态的“平民”从这种痛苦中造就了“仇恨”，现实生活中的阴暗、悲哀和无能为力，使他们整个心理结构的反转，把积压起来的怨恨都投入到正面的搏斗中去。别尔嘉耶夫就认为，这些从小就受到宗教熏陶的僧侣子弟能够转向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主要动力就是绝望。”[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86页。]这就是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所说的：“童年经验”带来的人生“第一印象”深深地打在了思想烙印中，[ 卡尔·曼海姆：《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7页。]对他们以后世界观的形成起着绝对重要的因素。

上述这些原因，加之东正教的平等观念使僧侣子弟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极为敏感，1762年贵族解放后，原来征战的服兵役者，卸出了国家的义务，却仍然享受一切待遇，“贵族的优越地位明显地破坏了社会各阶级权利义务的平衡”，[ 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史概要》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110页。]贵族以下的等级对此都愤愤不平，尤其是僧侣阶层更难以接受，所以神职学校的学生的思想比世俗学校学生更激进在19世纪的俄国是一个普遍规律。中下层僧侣子弟对前途毫无把握的失落感严重，使出人头地的欲望和叛逆意识更强烈。在没有别的出路、惟有传统的教育优势的情况下，他们只有希望通过读书改变人生。到19世纪50年代，各大学里挤满了来自教会中学的学生，瞧不起这些人的贵族把他们统称为“小市民官费生”。“平民知识分子”这一名称的形成就是和1860年代俄国大学的成长同步的。1855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他的前任尼古拉一世大学入学限制，使社会下层的平民阶层得以进入大学，1835-1854年俄国在校大学生中只有不到20%的人出身是非贵族，到1875年大学生总数的46%都是由神职人员的子弟构成的。[ С.М.利姆斯基：《19世纪60-70年代的教会改革》见《祖国历史》1995年第2期。//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19世纪中叶以后有大量的拿不到神职的僧侣子弟进入大学。这些人与贵族青年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扎根于俄国的习俗与传统，较少受到国外家庭教师和国外旅行的影响，贵族圈子文化氛围以及那些优雅的做派和华丽的舞会与他们无缘，而且受到上下两层的“夹板气”，愤世嫉俗者极多。正是在这些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后代中崛起了有别于“欧化”贵族知识分子的“愤青一代”。

禁欲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汇合

宗教学校的教育是修道院式的封闭禁欲教育。从杜勃罗留波夫的《日记》中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接受的是呆板的压抑人性的苛刻的东正教教育。因为东正教被称为是“痛苦之宗教”、“体验之宗教”，所以除了大量枯燥的神学课程外，禁欲主义的氛围笼罩着整个宗教学校的教育体系中，学校以追求残酷自虐方式来培养学生的虔敬之心。长时间的清规戒律和隐遁苦修，导致杜勃留波夫一生都具有强烈的“享受罪恶感”并因此经常忏悔，他甚至不能原谅自己吃了太多的果酱和睡觉时间过长。杜勃罗留波夫在读中学的时候要他父亲寄一份记录各种斋戒和斋戒日的单子，好恪守教会的规定，教会学校的清规戒律形成了他性格孤僻、行为拘谨以及把感情包裹在心灵深处不外露。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睡“钉子床”，薇拉与罗普霍夫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从这些细节中都可以窥见到宗教学校“禁欲教育”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