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这些人成了统治者，他们就会成为“新的检察官”和“审判者”，来统治人们的思想。另外他们的政治观念缺乏哲学支撑的“稳定性”，所建构的理论框架缺乏严密的逻辑推演，以实用主义的眼前考虑为出发点，经常表现出“突然转变”的“大跳跃性”，很容易在“两种极端”之间反复。高尔基曾说：“平民知识分子是历史早产的婴儿”，[ 王介之选编：《高尔基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317页。]指的就是他们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世界观。别林斯基、皮萨列夫这些平民思想家都曾以“多变”而著称，还有，平民思想家害怕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认为它将导致资产阶级的胜利。最后，因为与贵族的“欧化”反其道而行之，“一切出家的和不出家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又是另一类斯拉夫主义者”，[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47页。]他们很容易陷入“俄罗斯特殊论”的漩涡里，而轻视“普世价值”。

平民知识分子虽然反对贵族精英主义，但是提倡自身的精英主义，倡导“灌输论”和“精英领导群氓论”，比如民粹派拉甫罗夫说：“基础不在于群众想什么，而在于知识分子想什么，历史本身毫无意义，赋予历史意义的是研究历史的人，也就是历史学家本人”。“大多数人注定必须为了别人的利益而从事千篇一律的、令人厌倦和无休无止的工作，没有闲暇来进行思考，因此始终不会发挥自己巨大的力量，来替自己争取到提高文化程度和过真正人的生活的权利”，[ 转引自波克罗夫斯基《俄罗历史概要》上册，三联书店1978年，243页。]必须要由敢于反抗这个社会的人来代表他们。这些因素都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展历程打上深深的烙印。

三、平民知识分子第一人——别林斯基

“狂暴的维萨里昂”

在刺猬型代表人物中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皮萨列夫都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关于平民知识分子“三杰”别、车、杜的文学活动和政治和哲学观点，已有大量的论述，这里并不想对他们进行全面评价，只是对这些被列宁称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先驱”[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24页。]的人物身上具有的“同源性”结构中的特征，谈一点我的看法。

别尔嘉耶夫说，“别林斯基是19世纪俄罗斯思想史上最核心的人物”，他在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中是个异数，却是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先行者，“他出现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正停滞于特殊的贵族文化之中”，[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上海三联1997年，56、57页。]是他的出身把他与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被他们奉为精神领袖。别林斯基（1811-1848年）可称得上是僧侣后代的“平民知识分子”第一人。他是奔萨省的神职人员家庭出身，父亲曾经当过军医，但军衔不高。这种出身在当时40年代的几乎清一色的贵族思想家中显得格外醒目。别林斯基的中学学习与其说是在学校里不如说是从书本和“某些的重要集会”中获得的，1829别林斯基进入莫斯科大学，1830年加入大学生小组“第11号[ 在别林斯基所住的公费生宿舍“11号”房间里成立，故以此命名。]文学社”而后又加入斯坦凯维奇小组。大学阶段对于别林斯基来说，秘密小组的活动比教授的课堂要受益得多，也更有吸引力。1832年别林斯基因为写了一 本讽刺现实的剧本《德米特里·卡里宁》被学校开除。离开学校后为了生存他只得靠写评论文章的收入糊口，别林斯基一生都面临着贫困的窘迫，生活的困顿和艰辛把他的身体折磨垮了。[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09-110页。]由于中学和大学阶段热衷于社会活动，他的知识储备与学院派出身的同时期人物有很大的差距。

别林斯基在40年代以贵族思想家为主的活动年代因为其出身和教育背景的不同，让他在自卑和自尊中备受双重煎熬。他缺乏固定收入的经济状况与“衣食无忧”的同是斯坦凯维奇小组成员的贵族家庭出身的成员形成明显的对比，这个小组成员基本上都是有物质保障而且从童年起就会说几国外语的贵族组成，他们从“争取面包的劳务中解脱出来，从日常的世俗事务方面解脱出来”，[ 别尔嘉耶夫等：《路标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6页。]可以心无旁骛的专心从事自己的爱好。别林斯基“是这个小组里唯一的平民知识分子”，[ 参阅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62年，509页。]他要不停地为生计奔波，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这让他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在那个时代与贵族出身的人相处，不论是生活习惯、语言表达，还是谈论的话题以及价值立场都令别林斯基感到很不舒服。但在贵族知识分子主导思想界的年代里，平民群体还没有崛起的时候，他只能像“丑小鸭”一样与贵族知识分子的“鹅群”为伍。

1839年别林斯基从莫斯科移居到彼得堡，在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杂志工作。屠格涅夫这样描写别林斯基的外貌：“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乍一看来，很不漂亮，甚至笨手笨脚的，瘦削的脸，胸部凹陷，低垂着头，显然看得出，他的一个肩胛骨比另一个大些，任何人甚至不是医生，马上就会因他身上的肺结核的一切主要特征而感到吃惊，而且（在最后几年）他几乎经常咳嗽，他的脸色苍白而略带粉红色。[ Современики оБелинском.М.,1948.с.349.]别林斯基能读一些法文，但是他既不懂德文也不懂英文，所以必然会使朋友们感到不方便，因为他必须通过其他人来熟悉外国的哲学和资料，[ 参阅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545页]这种教育背景差别和文化水平的不同使别林斯基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挫伤，他在一封半开玩笑的信中说，“和同行的竞争者相比，我把自己看的比零还小”，[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1.с.11.]但实际上他心底里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不是智力原因也不是个人能力，而是“该死”的家庭出身，是僧俗阶层与贵族阶层之间巨大的差距，是不平等的社会原因造成的。所以贵族思想家们常常不经意地流露出来的他所不熟悉的知识结构，都被他感觉是对他的嘲弄而深深地刺痛他的心灵，别林斯基有时会以极端的言行突然爆发来发泄心中的压抑和郁闷，这种“转移爆发”并不是就事论事的感受，只不过是为长期心理不平衡找到一个借口而已，这样“使他对斯坦科维奇小组的其他成员采取完全不正确的态度”。[ 参阅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545页。]他的那些贵族朋友们因为缺乏感同身受而觉得诧异，把他看作“神经质”的人，看作具有“病态自尊心”的人。因此斯坦凯维奇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狂暴的维萨里昂”，别尔嘉耶夫则称他“是个偏执狂”[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М.,1990.с.31

]。

赫尔岑在日记里称别林斯基为“狂热分子，走极端的人”。[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12页。]，赫尔岑对别林斯基有过这样刻画：“若无争论之事，除非动怒，否则他木纳寡言，但一旦他觉得受伤，一旦他最珍惜的信念受到碰触而双颊肌肉开始抽搐，开始厉声发言，——你真该看看他那个时候的样子，他会像一只豹子，扑向他的牺牲品，将他一片片撕碎，使他狼狈可笑、凄惨可怜，同时，他以惊人的力量和诗意，展开他自己的思想，辩论往往是鲜血从这位病人的喉咙喷涌出来而结束，他脸色死白，声气哽咽，双目紧盯他说话的对象，颤抖的手举起手帕捂嘴，打住——面容萎顿，体力不济而崩溃”，[ 伯林：《俄国思想家》台湾联经出版事务公司1987年，186页。]“别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跃、最容易激动、最富于辩证精神的；勇猛战士，只要一句话、一个意见不和他的心意，便会引起一场别开生面的争吵和辩论。[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