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合法活动的7年里，他一直以“激进乐队的指挥”闻名而驰骋于俄国的思想界。[ 希克曼：《俄国历史活动家：传记指南》421页。]车尔尼雪夫斯基原来曾经对沙皇的农奴制改革寄予希望，后来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场“放手让地主抢劫”的“骗局”以后，态度便越来越激进，开始撰文论证人民革命的必要性，甚至“从事地下活动，创建革命组织”，指导农民起义。他说，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会产生阶级矛盾，人民的活动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决定性力量，他特别强调激进政党在俄国历史中的作用。他一方面在村社社会主义特性上很强调俄国的特殊和独特，但是在革命阶段上他又认为俄国可以和西欧同步。普列汉诺夫评论道，“别林斯基有了一个无愧于他的继承者，从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为《现代人》杂志的批评家和政论家的时候起，这家杂志又在俄国期刊中取得了其在别林斯基生前所享有的那种优越地位，一切新生的、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都自然的趋向于这家杂志”。[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88页。]

后来的“路标派”认为，平民激进主义的出现一方面和僧侣子弟的生存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农奴制改革前1850-60年代的大学风气有关。当时“迟到的农奴解放”形成革命形势，此时进入大学的平民子弟无心学业，热心于社会运动，“紧张激昂的大学生生活营造出某种巨大的社会事务的明确形态，也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影响了大学生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视，也影响了他们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做出准确而确实的判断”，这种“独特的大学文化仿佛给了他许多东西，当他走出校门时却感到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据当时的一位总督尼古拉·苏霍金判断，“11·5万的高年级学生可以按照2：1的敌友比例划分”。[ Шанин И. Революция как момент истины .М.,1997.с.110. ]

这种“大学生时刻准备战斗”的“政治狂热”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俄国的知识分子要么不喜欢自己的事业，他只能是一个“坏专业人士”，如果他迷恋自己的职业，就会遭到身边人的热嘲冷讽；第二，极端分子在没有遭到任何温和的反对下就征服了所有的人。[ 参阅别尔嘉耶夫等：《路标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3-114页。]因为“青年导师”喜欢拥挤在文学评论和时事评论的行当里，以“批判”作为武器，对丑陋的社会进行猛烈的抨击，虽然他们自己的文学创作的水平有限，但写政治评论、写短平快时事评论、或者对别人的作品评头论足不是什么难事。托尔斯泰对从平民知识分子中涌现的文艺评论家十分不屑，他说：文艺批评家“永远是那些想当艺术家而当不了的人”而从事的行业。40年代的“理想主义”主要感兴趣的是哲学、艺术、文学、宗教问题，而60年代的“现实主义”的“兴奋点”则集中在政治、时事、评论、宣传鼓动等方面。两代人的文化类型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司徒卢威说：“随着60年代期刊、政论的发展，知识阶层作为某种精神上的特殊物，明显的有别于受教育阶层”。[ И.А.Исаева. В поисках пути 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ия и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и. М.,1992.с140]所以“新知识分子”喜欢作“评论家”，也成为它与“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区别。

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开创了俄国文艺评论的“三原则”的理论，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史把他们三人并称为“现实主义美学的奠基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文学“承担着人民的全部精神生活”，[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3..М.,1939-1953гг.с303.]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战斗”。车尔尼雪夫斯基承认，我看一切都是从社会和道德的观点出发，看科学和艺术也不例外，贵族们无所事事，只是欣赏多少带点色情的图画和雕像，陶醉于多少带点色情的诗篇，人的每一个行动都贯穿着人的本性的一切追求，不同阶级的美的概念很不相同。下层出身的人就与有闲阶级矫揉造作的艺术观毫不相同，他认为从等级利益出发，这些“旧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在文学审美上有很大的差别，他说贵族文学中宠爱的人物，所谓最优秀分子，都不过是些“多余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新人的榜样”。他们这一代人最欣赏的是俄国诗人格涅季奇（1784-1833）的那句话，作家手中的笔是“比战士手中的宝剑更加有力、更加锐利的武器”，在思想麻木时代需要有强烈的语言刺激。与黑暗王国直接对立的人，要用离经叛道的极端语言来唤醒人们。这位“未来政治运动的舵手”说：“在本质上，敌我双方与其是关心纯美学问题，毋宁说主要是关心社会发展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38页。]

可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经历方面与别林斯基有同样的经历，除了做编辑写稿以外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经常不得不忍受贫穷和困苦，而那些退役军人出身的作家就不同了，除了稿费收入，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由“白给”的农奴劳动提供的庄园收入。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那些依靠领地的贵族或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充满了鄙夷和蔑视，对他们的西欧式的生活方式从心底里有排斥感，从来没有把他们视为知己，对他们眼高手低的特征掌握得一清二楚。笔者在以前读俄国文学作品的时候，就发现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前，就已经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他们对第一等级具有怀有强烈义愤的鲜明立场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影响，我当时就很为他们这种自觉的阶级觉悟感到惊叹，现在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僧侣阶层在“平民过渡状态”的感同身受，另外是对贵族在农奴制问题上从既得利益出发的极端不信任造成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都认为上层阶级具有强烈罪孽性，因此揭露贵族阶级的伪善是他最重要的话题，以“出身划线”是他一个鲜明的标志。平民知识分子现实意义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对贵族血统论的一种反抗，以出身来决定社会地位是神职子弟与军功贵族之间的斗争的一个焦点，长久以来贵族知识分子一直把持着思想界，总是从他们的立场出发考虑俄国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决心把这种局面颠倒过来。车氏认为，出身与立场是密切相关的。要改变人的性格就必须改变影响性格形成的那些条件。车氏从来没有跟“贵族派”直接交往过，“他从来也不属于狭小的上流社会，而不仅是不属于贵族的上层的、显贵的社会，他从童年时代就知道，这是一些粗暴的厚颜无耻的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中的序幕》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101页.]在政府宽松的时候他们也起哄，使劲大喊大叫，一旦政府变了脸“对他们怒斥一声，他们马上夹起了尾巴，变得温顺了，像瘫痪一样”。

这样的思维使得车氏特别容易接受所谓“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他说，“一切都取决于社会习惯，取决于环境，也就是说，归根到底一切都仅仅取决于环境，因为社会习惯也是从环境中产生的”。所谓人们常说的、俄国的“好贵族”都有强烈的阶级罪孽感，不断以“忏悔”表达无偿占有农奴劳动的不平等状态的歉意。而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这些自称是“超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忏悔”和“谢罪”的假面具背后始终隐藏着可憎的老爷嘴脸，始终走不出带给他们优越环境的等级出身的立场，忏悔的表态只是为了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实际上他们与这个体制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这些先生不能令我满意，因为他们口是心非，他们嘴上喊着自由、自由，但这个自由仅仅限于他们的嘴上，或者是写在法律上，实际上并不付之实施。”[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1..М.,1939-1953гг.с110.]他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当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厨子”。[ 一个厨子发现磨偷吃了他的鸡，就滔滔不绝的对猫大发议论，而猫只管吃鸡，等厨子把大道理讲完，猫也把鸡吃完了。]普列汉诺夫也认为，屠格涅夫描写的贵族似乎为我们的社会出过力，似乎是我们启蒙运动的代表，但是他们所处的历史地位将要发生彻底的转变，他们未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现在对你们来说，幸福还是永远不幸，就在于你们是否了解时代的要求，是否善于利用你们现在所处的地位”。[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389页]如果依旧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那注定是要被时代抛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