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 “社会主义（或曰社会革命主义）者”

“唯心主义”忏悔者 “唯物主义”无神论

“理想主义的猪” “现实主义的狼”

“吃素的文学家” “吃肉的评论家”

而平民知识分子的最杰出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首当其冲，很快在当局的迫害下走向了革命圣徒的境界。

1861年《俄罗斯通报》一位叫卡特洛夫的人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你不杀人放火，你不打砸抢，但是你在可能的限度内，你就做出和这些完全相当的行动，你有着各种各样的完全狂暴的本性”。1862年沙皇政治警察机构第三厅接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这青年的魁首、狡诈的社会主义者，‘他自称永远不会被驳倒’，人们称他为害人的煽动分子，他的一切故友、自由派人士，看到他的倾向已逾越言论之外，都避而远之，若不驱逐车尔尼雪夫斯基，必将招来不幸和流血，请将车尔尼雪夫斯基打发走吧，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但要迅速剥夺他活动的可能，……请拯救俄国吧，以免遭受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害，以维持普遍的安宁”。[ 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案件》见《往事》1906年，3、4、5月号，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204页]

1862年，《现代人》杂志社被勒令停刊8个月，紧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1864年当局的法庭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14年苦役，沙皇本人后来亲自赦减为7年。1864年5月19日在彼得堡梅特宁广场的刑柱上，刽子手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进行了“假死刑”的公开侮辱。苦役期满后车氏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极其边远的维柳伊斯克，这个地方离“世界寒极”不远，自然环境的严酷、与世隔绝的程度都比当时通常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包括此前十二月党人和后来的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革命家流放的地方更为恶劣，（一个对比是：列宁等人都相对容易地逃离了流放地，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则熬过了整个刑期，不是不想逃，而是不可能逃出来）有甚于它的只有后来斯大林时代的科累马“古拉格”地区。很少有人能够活着离开维柳伊斯克这个绝境，但熬过漫长的十多年之后车氏居然做到了。188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获准返回欧俄地区，被安置在南方边远的阿斯特拉罕。据说在西伯利亚苦熬的车氏还保持了健康的体魄，可是也许是不适应环境的剧变吧，从冰天雪地换成炎热的南方边疆后，他的身体很快垮了。1889年他带着重病之躯回到了故乡萨拉托夫，同年10月底，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享年61岁。有上万人为他送行。

前面提到的托翁对车氏的整体评价，今天看来应该说基本上是到位的。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60年代与《现代人》编辑部争论时，那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但血气方刚，而且确实盛气凌人。但是盖棺定论时再这样说，对于一个被沙皇政权监禁7年、流放16年的人来说就未免过于刻薄。毕竟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于别人的那种奉献，他自己起码是做到了。他在冰天雪地的无人区苦熬的日子远比他驰骋文坛的日子漫长，这已足以奠定他的“无神论的圣徒”形象。有人说斯大林体制的罪恶可以在车氏那里找到思想源流，这在思想史上是个可以讨论的话题。但就个人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除了出语尖刻以外没有对他人（包括他的敌人，这点与继承他衣钵的民粹派恐怖主义者不同）有过实质性损害，但别人尤其是统治者损害他则是太多了。

倒是别尔嘉耶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更为公允客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上没有成就，作者在写作上没有才华，他的人本学中没有关于人的形而上的思考，他的哲学是最微不足道的。不过他的道德本质之深刻足以使他对生活做出十分正确而纯洁的评价”。[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М.,1990.с.43.]别尔嘉耶夫指出，沙皇的迫害总是能为反对派积累道德资源，车氏由于被流放的光环所笼罩使他名声大噪，人们对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是肯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最优秀的俄国人之一，而且是近于神圣的人”。[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2004年，107页。] “在我们全部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事件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命运更悲惨，甚至很难想象，这位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在警察厅这样有步骤地折磨他的漫长岁月里，究竟高傲地忍受了多少沉重的苦难”。[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426页。]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过早的中断了文艺评论生涯，漫长的流放生活使他博得了广泛的赞誉。当然他的确是个各方面很出色的人物，后来的人很容易就会把他理想化，而对他提出的那些理论方面的危险倾向却忽略掉了。

三、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左派理论的建树

极端功利主义的“善恶标准”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社会主义”者。但当时“社会主义”的理据有两类，一类相信发掘人性之善可以建成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想社会。从最早的托马斯. 莫尔直到近代的“伦理社会主义”者都是如此，但在当时的俄国，相信这一套的并不是“革命者”，而恰恰是像托尔斯泰这样贵族出身的“理想主义的猪”们。至于从僧侣子弟变成“唯物主义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们则早已从自己坎坷的人生中看透了世态炎凉，作为“现实主义的狼”他其实并不相信性善论。他认为，所谓利他、为公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为自己，并在小说《序幕》中借他人之口说自己：“他不相信人民。在他看来，人民像社会一样坏，一样庸俗。”所以他的“社会主义”属于第二类，这种“社会主义”“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人们的利他主义感情，即对被压迫者的怜悯、对他人的同情等等，而必须诉诸他们的理智，并且从利益、经济‘得失’的观点去保卫社会主义。”[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180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既然利己、利他归根结底都是为自己，判断善恶就不能从动机上区分，而只能看客观后果：一种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只要多数人从中得利而受损的只是少数，这种行为就是正义的，而行为者就是善的，反之则是非正义的和恶的。他由此确立了“整体利益大于部分利益”的“善恶标准”。

车氏认为，从前人们判断善恶的标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善恶本来没有固定的标准，受到损害的人说坏，得到好处的人说好，那么理论的正义性究竟在哪一方？有人说，善高于利益，我们只能说，善就是利益，要说善和利益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很大的利益高于不很大的利益。”有文章说，这种观念只能证明我们心灵卑劣，只是到处寻找利益，证明了我们心灵不了解人和崇高的东西并且毫无诗意。这是不对的。“有利于整个社会或大部分成员的事就是善行，整体大于部分，全民族的利益高于个别等级的利益，以损害别人的利益求得自己利益的一方，到头来会自取灭亡。土地所有者一般都先从各种强迫劳动中获得好处，但结果实行奴隶劳动的一切国家中的土地所有者都处于破产的状况。想求得自己利益的等级一开始就错了，一些人借物质手段而大大优越于另一些人的状况，对整个社会的危害要大大超过利益”，“人本身的品质所带来的善较之人只由于掌握外部物体而造成的善要有意义得多”。[ 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18-19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370-375页。]从这个善恶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伦理的一条核心线索，就是以人数的多少来衡量。

从这个“整体大于部分”推出来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工具服从目的。

他首先提出了一个“合理利己主义”的概念。他说，“人人都是自私的”，我不相信人有无私的爱，“人们根据经验知道，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设想，关心自己的利益要超过关心别人的利益，并且也总是差不多用牺牲别人的利益、荣誉和生命来成全自己的利益。总而言之，每个人都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所有理智强的人在实际事务中总是抱着下面的看法，利己主义是它们支配与之发生关系的每一个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在生活中人们看到了一些人为了别人的利益，祖国的利益、亲人的利益、朋友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此的解释是：“只要需稍加留意那些表现为大公无私的行为和情感，我们便可以看到，它们的基础仍然是那种关于个人利益、个人快乐、个人幸福的思想，即仍然称作是利己主义的情感，在最真挚、最温柔的情感中同样很容易发现利己主义的基础”。[ 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见《18-19世纪的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365-369页。]从这种利己原则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要接近自己的目标，一切皆可以利用，一切手段皆可采取。这种“目的论”统帅“工具论”的理论创造实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