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社会都会发展出具体方法，以照顾贫困无依者。工业时代却逐渐使得个人难以完全照顾自身。固然，一个农民有可能面临歉收，而自给自足的小农也可能难以存钱以备旱涝之需，但无论如何他都不需仰仗雇佣的工作糊口。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无时不受外在力量的左右。若失业率高升，就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或像今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人们便一筹莫展。他们不一定接受自由市场吹鼓手所宣扬的弹性工资的重要性（这隐含着受雇者得接受无偿解雇或自愿减薪），但他们却无力推动改革，即便他们能预期未来的充分就业。而且这也并不意味着只要他们肯接受较低的工资，就有工作。经济学上的“效率工资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圈内圈外论”（insider-outsider theory），以及其他诸多理论，均已明确指出何以劳工市场并不像自律性市场吹鼓手所宣称的方式运作。

无论何种解释，事实就是失业并非幻觉。当代社会必须发展出自律性市场经济所未能做到者，即提出该社会能接受的应变之策（其实对此另有其他几种理论说法，但因与主题无关，故不赘述）。快速社会变迁会摧毁既有应对机制及社会安全网，但在社会发展出新的应对机制前，新的需求已产生了。不幸的是，19世纪的教训，却被那些鼓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当代自由主义教条分子抛诸脑后。

社会应对机制的失灵，造成社会资本流失。20世纪就有两个鲜活的例子可兹说明。我已提及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度尼西亚的灾难。危机发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财政部中的新自由主义吹鼓手，均抗拒解决此危机的重要手段，即判其违约。一般而言，大多数的贷款，都是由私人信贷机构借给私人贷款人。当借钱者无法偿付债务时，标准的做法就是宣告破产。破产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否决此议，认为破产违背了契约的神圣性。但他们却无视于违背另一种更重要的契约：社会契约。他们宁愿提供经费给一些政府以挽救这些外国的贷款机构，而这些机构却是因其不慎放款才导致失败的。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推行一些伤及无辜的政策，包括工人与小生意人，但他们实际上与此金融危机的形成毫无关系。

更戏剧化的是俄罗斯的失败。这个国家已是另一个实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但却被置入下一个实验，也就是在政府尚未有机会建立必要的法制及制度架构前，就引进自律性市场经济机制。就像70年前布尔什维克强加在俄国的社会变迁一般，今日的新自由主义者也在这个国家强加上另一种重大的社会变迁，而带来了灾难恶果。俄国人民被告知：一旦能释放市场的力量，经济就会腾飞。此论述的背景乃因旧有无效的中央计划经济常会歪曲资源分配，且无法催生社会财富的诱因，所以此时计划经济应被地方分权、自由化与私有化取代。

但经济腾飞并未出现。俄国经济体萎缩过半，贫民人数（按每日4美元生活费的标准）从总人口的2%增为近50%。虽说私有化在少数政客中造就了几个亿万富翁，但政府却无钱支付养老金给退休者。而俄国还算是一个资源丰饶的国家，其资本市场的开放，对全球而言理应是个深具吸引力的投资点。但实情却正好相反，毫不意外的是，改革后大量的国内资本外逃。由于俄国私有化过程常有不合法情事，因而无法达成社会共识。那些钱留在俄国的人，自然会担心一旦新政府成立后，他们会失去一切。即使不考虑政治问题，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将钱放在美国飞腾的股票市场中，而不会投入一个面临各种不景气的国家。俄罗斯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得掌权新贵有机会将其非法所得潜送国外。今日来看，这些当年错误政策的后果已浮现。此时，除非政府能保证不追究财富的来源，且继续保障其所有权，否则已难将这些大量外逃的资金引回国内。但若这样做，也就无异于保证这些掌权新贵会继续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