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剧烈的变迁过程中，劳动人民本身却几乎无足轻重，这个变迁之过程使得他们能挨过（比喻地说）大西洋的中央航线（Middle Passage，指西印度群岛与非洲之间的中间航线，其距离较其他航线为长——译者注）。在决定他们自己之命运时，他们毫无发言权，一如霍金斯（Sir John Hawkins，1532-1595，英国航海家，在非洲掠捕黑人，然后贩卖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为奴而致富，后来帮助维多利亚女王建立海军——译者注）船舱中之黑奴的发言权那么少。由于英国之工人阶级并没有参与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就改变了英国社会史的发展，并且，不管是好是坏，是如此不同于欧洲大陆之社会史的发展。

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之自发成长，以及这一新生阶级之摸索、疏忽，有其特殊的性质。其真正的性质早已在历史上显示出来。在政治上，英国的工人阶级是由1832年之《国会选举权修正法案》（Parliamentary Reform Act）界定的，这个法案否定他们的投票权；在经济上，英国的工人阶级却是由1834年之《济贫法修正法案》来界定的，这个法案把他们排除在接受救济之行列以外，并将他们与贫民分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些雏形之产业工人阶级仍然

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必须回复到农村的生活及手工艺的生产以得到解脱。在斯皮纳姆兰制之后的20年间，他们奋斗的目标集中在加强推行《工匠法》中有关学徒制的条款，或者采取卢德运动那样的直接行动，以阻挠机器生产。这种落伍的态度在整个欧文运动之期间内一直是一道潜流，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当《十小时工作法案》通过，民权运动逐渐消退，以及资本主义之黄金时代开始，才将这种过时的看法去除。直到这个时候，英国之萌芽中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当我们了解英国工人在这种模糊状态下所从事之活动时，我们才会看清当时英国将工人阶级排除在国家生活之外所遭受的重大损失。当欧文运动与民权运动逐渐消退时，如果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要在未来之世纪中建立自由社会这一理想的标准看来，英国这时已经变得更贫穷了。

纵使欧文运动之结果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地方活动，它仍然可以被视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具有之创造性想象力的里程碑，纵使民权运动从未扩散到一些核心人物之外——这些核心人物想出一个“国庆节”的构想来增进人民的权利——但它却足以显示出某些人仍能编织他们自己的梦想，而且能够为一个已经不具人性的社会筹措对策。但事实却不是如此。欧文运动不只是一小群信徒之信仰的源泉，民权运动也并非只限于少数政治上的精英分子；这两个运动实际上包括成千上万的机匠、工人与劳动人民，参与这两个运动的人数之众多，使它们成为近代史上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不论两者的差异有多少，也不论其唯一相似的地方是两者都失败了，但它们却证明了保护人们的对抗市场的必然性是如何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