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在半个世纪后出现于欧洲大陆。那里的工人并不是因为圈地运动而离乡背井的；而是由于高工资与城市生活的引诱，使得许多半农奴似的农业劳动者抛弃了庄园而移居到城市里去，他们在那里与传统之较下层的中产阶级合流，并且培养出一种城市的格调。他们不但不觉得是沦落了，反而觉得在新环境中高升了。当然他们的居住条件仍然很低劣。直到20世纪初期，酗酒及卖淫在下层城市劳工之中仍然很猖獗。然而英国之手工业生产者或者有过显赫祖先之地主和斯洛伐克或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东普鲁士的一个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归入波兰——译者注）的农业劳动者是不能相比的，前者在道德上、文化上堕落，在邻近工厂之贫民窟的泥沼中陷入无望的沉沦，后者则在一夜之间就从定居之农奴变成现代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一个爱尔兰或威尔士的短工或西部苏格兰高地地区的居民懒散地走过早期曼彻斯特或利物浦的小巷时，可能会有相似的经验；但是英国自耕农的儿子或被逐的佃农并不感到其身份提高了。但是当时欧洲大陆新近被解放的农民不但有很多机会晋升到工匠或商人之较下层的中产阶级，而且保有他们古代的文化传统，但是当时社会地位在他们之上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与他们的处境是相同的，几乎被从实际的统治阶级中逐出。在反抗封建贵族与罗马教廷这一点上，新兴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这两股力量密切联合。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将这两个阶级缝合起来，以共同打击极权主义与特权阶级。但是英国的中产阶级，不管是17世纪的乡绅与商人，或是19世纪的农民与贸易者，都能单独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即使在濒临革命边缘的1832年，英国中产阶级也不必仰赖劳工的支持。此外，英国的贵族阶级不断吸收新兴的有钱人，并扩大社会阶层的顶端阶层，而欧洲大陆的半封建贵族却不愿让子女与中产阶级的妇女通婚，而且由于欧洲大陆的贵族缺乏长子继承制，因而将他们与其他阶级分隔开来。因此，在欧洲大陆，迈向自由与平等的每一个成功的步骤都使中产阶级与工人同蒙其利。从1830年（如果不是从1789年）以后，欧洲大陆的传统就变为工人阶级帮助中产阶级为对抗封建制度而奋斗，只不过——就如一般所知的——到后来却由中产阶级骗走了胜利的果实。但不论工人阶级是成功或失败了，他们的经验都增强了，并且他们的目标提升到了政治的水平。这就成为所谓的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城市工人阶级具体化，他们从经验中学到如何使用其工业的力量与政治的力量作为政治武器。而英国工人在工会运动中，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经验，包括工业行动上的战术与战略，并因避免涉及全国性的政治而得利，中欧的工人则变为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惯于讨论国家大事——诚然，他们关心的主要仍然是与自身利益有关者，如工厂法与社会立法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