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进行决策的依据不是实际情况，而是自己对实际情况的理解，而实际情况与自己的理解向来都是不尽相同的。人们有可能获取一些知识，比如获取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是人们的认知能力不能涵盖实际情况的所有方面，因为人类是世界的一部分，在其了解自身赖以生存的世界之时，必然要引入一些简化的思维方式，比如类比、暗喻、理论框架、决策规则等。这些简化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成了实际情况的组成部分，结果，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就远远超出了人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然而，人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在没有完整的知识时，指导人们行为的便是他们的情感、错觉以及自有的知识，而他们的行为又给事情的发展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人类认知能力固有的不完整性以及思维能力的不可靠性将人类活动与自然现象区别开来。这一点虽然并不是不确定性的唯一原因，却是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在人类活动中。我将这种差异归因于“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既然人们不可能获得绝对完整的知识，那么人们错误理解的深度与广度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人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越接近事实，他们的决策所带来的结果越接近他们的预期。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承认人类思维的不可靠性以及反身性（我的理论框架的两个支柱），就是在正确认识人类活动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不幸的是，人们还没有迈出这一步。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只注重追求知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逐渐被运用到人类活动的研究中。迈出这一步是合理的，但却被启蒙运动抛得远远的，我认为这是“启蒙性谬误”。

启蒙运动认为，推理就像帮助人们看到实际情况的探照灯，但并不等同于实际情况。将推理与事实区别开来的做法在启蒙运动时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知识有待于人们去发现，甚至连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索。虽然这是一个误区，但却带来了显著的成果。将表述方式独立于相关的内容之外，的确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这只适用于研究自然现象，不适用于研究人类活动。

有的误区能带来有价值的结果，我将这类误区称为“有利误区”，而且我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得益于很多“有利误区”。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知识都是错误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知识都有局限性，在提高我们认识水平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超越原有知识的正确界限。这就是经济学理论遇到的尴尬处境。在我求学的早期阶段，理论一直具有宝贵的指导价值，只是在毕业之后，它们才显示出其错误的一面。我读书期间学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我还读了富兰克·奈特的一本具有启发意义的好书《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只是后来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家和金融学家们忘记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