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基金会成立早期发展得十分缓慢。我对慈善工作的困难与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我要竭力避免这些问题。为了少走弯路，我来到赫尔辛基观察组织考察、取经。这是处于起步阶段的一个人权保护组织，后来逐渐壮大，发展为人权观察组织。我参加了赫尔辛基观察组织在周三举行的晨会。这次晨会讨论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活动。我还前往萨尔瓦多与尼加拉瓜这两个位于拉丁美洲的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当时这两个国家正处于内战状态。我了解到很多情况，但所做的相对较少。不过，我却认识了一位活跃在阿富汗、名叫弗拉迪米尔·布科夫斯基的苏联难民，但是我没有参与任何可能给我带来生命危险的融资活动。后来，我前往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在那里同一位申请出境签证遭拒的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后来我通过瑞士航空公司的一位服务员给他送去现金，然后通过他分发给苏联其他的异见人士。最后，我的基金会成了东欧地区的异见人士开展活动的主要经费来源。

我第一次独立开展重大事业的地点是在南非。我在纽约有一位祖鲁族的朋友，名叫赫伯特·维拉卡兹。他是康涅狄格州某个大学的讲师，后来回到南非的特兰斯凯大学任教。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特兰斯凯是黑人的家园之一。我在1980年去南非时拜访了维拉卡兹，这次南非之行使我能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南非社会。这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有着世界一流国家的所有制度，但由于种族隔离的原因，大多数南非人民都享受不了这些制度带来的好处。要打开一个封闭的社会，哪里还会提供比南非更好的机遇呢？我同开普敦大学的副校长斯图亚特·桑德斯举行了会谈，他热切地希望能够向黑人学生开放开普敦大学。我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这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的政策—这所大学全体学生的学费都是由国家支付的—主动提出为80名黑人学生支付生活费用。

次年（1981年），我再次来到南非，但是这次南非之旅的成就却不及第一次。我想为非洲艺术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资助，于是我请求著名作家纳丁·戈迪默（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安排我同非洲的文化部门领导人开个会，商讨如何才能把这项事业做得最好，但那次会议很失败。与会者早已得知了我的意图，每个人都认为我这位来自纽约的大善人十分富裕，他们似乎看到会议室中间放着一坛金子，因而所讨论的内容都是如何分配这些金子。我决定放弃这个计划，结果令他们所有人都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