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匈牙利设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运转得非常顺利。并没有遭遇到困扰一般基金会的种种陷阱（因为一般的基金会都没有识破这些陷阱而陷入了这些困境）。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信条，这个信条来自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这个信条就是：对于任何文化倡议，只要不宣扬官方的教条，我们的基金会都会予以支持。比如，从匈牙利的齐特琴弹奏者俱乐部，到农民合作社，我们都曾支持过。我们为此拨出的款项很少，因为大多数倡议都使用匈牙利本国的设施，而且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也都是从匈牙利领取薪水。

这些活动所需要的匈牙利福林都来自给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美元拨款。他们有很多福林，但是几乎没有外国货币，于是他们就很愿意为基金会作贡献—同他们兑换的汇率高于匈牙利官方的汇率。我们做得最正确的事情是给他们提供了大量施乐静电复印机。这一举措有两个作用，一是帮助基金会直接获得匈牙利的货币，一是有助于传播在匈牙利国内难以获取的信息。比如，位于匈牙利南部城市赛格德的卡尔·马克思学院利用施乐复印机秘密印刷地下刊物。

有些人企图利用基金会，但我们没有刻意提防他们，因为我们的基金会得到了资助对象的保护。如果有违规情况，那些以保护基金会为己任的人们就会举报。比如，我们的基金会曾经资助匈牙利盲人协会生产、分发有声读物，后来有人警告我们说该协会很腐败，于是我们立即停止了对该协会的资助。发达的信息网络极大地提高了基金会的工作效率。虽然我们的年度预算只有300万美元，而匈牙利文化部每年的预算要比我们的基金会年度预算大得多，但是在匈牙利人眼中，我们已经可以替代该国的文化部了。我们最成功的一项事业就是资助由学生独立管理的大学以及独立的学生联合会。这个学生联合会后来成了匈牙利各政治党派的中坚力量，即匈牙利青年民主党。

当然，我们的基金会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比如，基金会养了一大批习惯于接受资助的人，他们最后反倒变得不乐意接受开放社会了。不过，我们的基金会的确没有碰到一般的基金会所遇到的种种困境，其成功是我始料未及的。这是鼓励我从事慈善事业的偶然事件，而从事慈善事业反过来又一直激励着我这名对冲基金经理人不断地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