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会借用这项研究的早期作品以及其他已经出版的作品（在后面“致谢”部分列举）。就前者而言，我很荣幸地得到了罗杰·科特瑞尔（Roger Cotterrell）、德沃金、约翰·菲尼斯（John Finnis）、尤金·卡门卡（Eugene Kamenka）、凯瑟琳·奥多诺万（Katerine O’Donovan）、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和已故的爱丽丝·泰伊（Alice Tay）不辞辛劳的宝贵意见。就后者而言，我也因此正当地欠下了其他的债。我的朋友和同事们一直以来都如此宽容，纵容我利用那些关于法律理论和隐私的作品，以试图讲清我在本书之中所思考的问题。他们经年如此，不断地提供着慷慨的鼓励和帮助，或者暗示出我犯下的许多错误（大多数都是合理的）。对此我受惠颇深，这里最应该感谢米克·贝尔森（Mick Belson）、 柯林·班尼特（Colin Bennett）、皮特·博克斯（Peter Birks）、迈克尔·布莱恩（Michael Bryan）、汤姆·坎贝尔（Tom Campbell）、安·卡沃基安（Ann Cavoukian）、陈弘毅（Albert Chen）、约翰·杜加特（John Dugard）、大卫·戴岑豪斯（David Dyzenhaus）、约翰·伊科拉尔（John Eekelaar）、大卫·弗莱厄蒂（David Flaherty）、迈克尔·弗里曼（Michael Freeman）、吉姆·哈里斯（Jim Harris）、迈克尔·海耶斯（Michael Hayes）、阿兰·亨特（Alan Hunt）、埃里森·卡恩（Ellison Kahn）、迈克尔·柯尔比（Michael Kirby）、李莫尼（Monnie Lee）、埃迪·莱翁（Eddie Leung）、尼尔·麦考密克（Neil McCormick）、阿里斯泰·麦奎因（Alistair MacQueen）、大卫·麦阔伊德-梅森（David McQuoid-Mason）、罗达·莫什卡特（Roda Mushkat）、斯蒂夫·内桑森（Steve Nathanson）、查尔斯·拉布（Charles Raab）、梅根·理查德森（Megan Richardson）、迈克尔·罗伯逊（Michael Robertson）、沃伊切赫·萨德斯基（Wojciech Sadurski）、希瑟·萨沃德（Heather Saward）、斯科特·夏皮罗、杰米·史密斯（Jamie Smith）、尼科·斯泰特勒（Nico Steytler）、皮特·韦斯利-史密斯（Peter Wesley-Smith）、大卫·伍德（David Wood）。如果我有所过犯，他们都不构成共犯，这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