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不是一个“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者，潜心探究自由的价值与证成民主之必要；因为他实在没有这个需要，这早已经是台湾整个社会的共识了。在肯定这些共识的前提底下，他想令我们了解的是光有这些共识还不够，光有这些大方向还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使得这些共识得以落实，使得一艘轮船得以朝向既定目标顺利航行的实际条件。

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在这些高远理想和名嘴肆虐的恶心现实之间划上单纯的因果联系，好像基于前者就一定要接受后者；这中间还要补上其它必备环节。尊重法律也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法条可以毫无中介不经诠释地扩大到这个社会上去，以致于形成法律的暴力。更直接地讲，杨照是希望在台湾社会转型的理想与实况之间寻回那失落的链条，在政治游戏和种种社会机制里头添补那少掉了的零件。

那些链条与零件便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伦理学”了。相比起宏大，高远而抽象的理念和原理，它更注意实现理念与原理的方式。它是一连串具体的操作规范，就和鲍姆嘉登所探究的那些问题一样具体；比方说“结社如何孕育创意”、“议题为什么是选举的核心”、“政治人物应该怎么迎接下台”……

杨照之所以持续不懈地执著于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掌握到了，在我看来今日台湾以至于其它华人社会最最要紧的关键：不是没有正确的理念，而是没有使之具体成形的方法与策略。这里所讲的方法与策略，绝非冰冷功利残酷的权谋计算，而是蕴含价值的践行性规范，所以大陆读者一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听一听杨照这批原来说给台湾人听的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可能不太知道怎样才能使它落实成真；我们也都晓得微博言路的开放总是一件好事，却不晓得应该如何面对大众发声年代的造谣和伤害。于是我们总是在“为人民服务”究竟是说真的还是骗人之间对骂，把微博的问题变成是好还是不好或者管还是不管的二元选择。理想我们说了太多，理念我们不缺，只不过我们欠缺具体实践和衡度它们的微小工具与对策。这正是杨照的用心所在。

杨照不把目光朝上，他的话不是说给当权者听的。他就像一个在民间晃荡的吟游诗人，又像一个上古时代荒原部落的预言者，他用接连不断的故事掩护精密的论述，对着他的读者，说明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尽管他总会像一个尽责的老师，在这些故事之后明确给出联系到当下处境的“故事教训”。然而，他说故事的技巧及语调却足以使听众明了那句古训：“单是故事，便已包含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