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己解说过二者的异同。二者本质的不同在于，“劫富济贫”只重视分配关系的改变；“打土豪，分田地”，则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二者的共同之处，他说：“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

平等精神有助于革命力量的号召和凝聚，有助于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是十分显然的。但由于“分田地”紧跟其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自然就与宋江的上梁山造反截然不同了。团结大多数农民，发展生产，以作持久之计在内。从根本上代表并且实现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也为根据地的存在打下了经济基础。这一点，宋江等人是做不到的。

“逼上梁山”，是毛泽东对《水浒传》中包含道理的解说，也是他促成中国共产党转变革命斗争路线方针很有说服力的材料。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继续执行在苏联代表左右下的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方针，肯定不行了，因此，中共中央开会解除了陈独秀的职务。但共产党今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大多数共产党人还是心中无数。在这种情况下，善于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的毛泽东却有了主张，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上山”的主张。

“上山”就是学《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跑到有险可据的山上去建立根据地。从形式上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人面临的形势，有点儿类似《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处境。梁山好汉也是要反抗、造反的，但他们相对于统治者来说，处于极端弱势。在多次挫折中，他们找到了好办法，这就是上梁山。梁山泊是个好去处，有险可据，在这里，进可攻，退可守，可以休整队伍，因此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快活去处”。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武装反抗国民党，是多数共产党人的共识。可是，几个地方发生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都失利了，今后怎么办？很少有人提出好主张。毛泽东此时提出要学梁山好汉“上山”。这无疑是个好主意。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确定要上哪个山，但“上山”已经是他心中的一个方向。这一主张被当时许多共产党人所接受，并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力量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

后来，毛泽东果然率领一部分红军队伍上了井冈山，据险粉碎敌人多次“围剿”，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由此出发，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革命力量不仅得以保存，而且不断发展起来。这个过程，简直与《水浒传》中的情节如出一辙。如果不是毛泽东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在关键时期结合革命实情提出正确主张，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要走更多弯路。毛泽东不仅由衷赞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更赞赏梁山好汉占据梁山的壮举。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对薄一波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率得很好。”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水浒传》好汉上梁山对于毛泽东的影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毛泽东也曾以《水浒传》作比喻，挑战苏共的领导权威，他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洪太尉揭开石板放出一百零八个妖魔，天下大乱了。而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我们四个人都是，我们常委都是，我们中央都是。不过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