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种革命就徒劳地成为一种“狗咬狗”的斗争——“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最终只是沦为剥削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或者无产阶级争夺到支配权后，又变质而成了剥削阶级，这属于政治路线层面的失败。

这两个失败，将会导致毛泽东深深恐惧的一个未来：经历了惨烈的战争，空前的伤亡和巨大的消耗，最终的结果只是支配权易主，而这个国家却没有实质的进步，那么毛泽东一生奋斗的理想也就化为了泡影。在当时，毛泽东认为能够保持这种进步、捍卫胜利果实的武器，就是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晁盖的路线是：反对招安，反对修正主义，继续造反到底。宋江的路线是：反对造反到底，力争招安，一切都为招安的最终目标服务。那么，毛泽东心目中所对应的那个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宋江又是隐喻谁呢？

其实，宋江并无具体的人可指，既不是邓小平，也不是周恩来。它实际上是“文革”末期，人们逐渐形成的一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趋势。晚年毛泽东对这种思想趋势非常担忧，所以才说出了那段点评《水浒传》路线斗争的话，以表达他的立场。

到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当他1975年4月从杭州回北京之前，自己已经明白，他从此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巡视南方了。登车前，他只向为他送行、见到他步履艰难而流泪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就上了北行的列车。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很沉重。

毛泽东并不是为他身体每况愈下而发愁。坚信唯物主义并且一向乐观的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很开，他情绪低落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央内部明显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文化大革命”两派，前者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老干部，后者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新贵们。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虽然不敢公开讲，但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态度，并且为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与“四人帮”有了几次较量。“四人帮”也在想方设法抓他们的辫子。这自然引起了政治局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内心非常明白政治局内部不团结的根本原因。由于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存在这种矛盾和斗争，毛泽东开始为后事担忧起来。

毛泽东所担忧的，是自己所坚持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而这条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的根本点，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认为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搞“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是在中国反修防修的最好形式，也是他一生当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1976年6月，毛泽东在与华国锋、叶剑英的谈话中，谈了这个意思，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毛泽东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希望在他百年之后，“文化大革命”这条路线能够坚持下去，在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前提下又能维持国家稳定，把国民经济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