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因为“冷战”形势，美国改变了对日改造的目标，由遏止战争幽灵到将日本建设为“冷战”的前沿阵地。美国终止了大规模拆走日本机器设备以及战争赔偿的计划，同时，朝鲜战争的爆发又给了经济恢复发展时期的日本一个绝佳的外在条件。对此，日本人自己都经常说是“天助神佑”。此外，因为占领成本过高，也促使美国转变为扶植日本经济自立。

日本的战后时代从政治上来说结束于1951年：当年的9月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旧安保条约”，“日美新安保条约”于1960年1月签订）。

谈到为何默认所有美国提出的改革议程时，吉田茂曾解释道：“我自忖曾有这样的想法，无论需要修改什么，等到日本恢复独立之后都能改正。然而，一旦事情已经决定，想改变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1955年，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高品质的半导体收音机、相机等电子设备以及玩具，成为日本出口市场上的明星。

在震惊和混乱中率先恢复的，还有出版业。在烧毁的废墟之间，带着对未来的不安，那些在日本法西斯政权上台后被停刊的杂志复刊了，一系列新杂志出笼，刊名几乎都要带上一个“新”字。在战争期间被虚假宣传坏了胃口的民众，对真实的新闻有极为迫切的需求。各种对于战争的回忆和反思也不断涌现。

直至近年，关于战后经历、个人记忆的出版热潮在日本国内丝毫未衰。遗憾的是，他们更多是着眼于战后，对日本战争行为的记录和研究则远远不足。

日本对战争的检讨和反思不力的一个原因，是战犯问题处理不当。据统计，被整肃的21万军国主义要员，到1951年，除5700人外，其余的人都先后被释放，不少战犯又重新返回军界、政界和财界，并担任了要职。比如甲级战犯岸信介被关押3年后释放，之后在1957年到1962年连续出任首相。日本人讲究集体责任制，带来的只能是集体无责任。

值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标志着日本重新强大和独立起来。同年，东京和大阪之间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开通，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列车，成为日本科技兴盛的标志。

战后日本社会几乎沉浸在美国文化的氛围中，日本人特有的“自卑与超越”意识在战后崛起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长期的自卑心理终被超越意识所取代，痛苦变成了不屈，忧患化为进取，这在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创新中已多次得到印证。日本文化讲求服从权威的集团主义，也讲究现实主义（比如1853年美国人佩里侵入日本，但日本人后来视他为英雄，因为他为日本带来了近代文明）。

然而经济和国力向前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却仍停留在“战后时间”中，带着剧烈转型期国民特有的那种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