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从两千年王朝兴亡，可以认识到：

第一，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往往在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

一个新王朝在农民大起义起来以后建立，往往很注意农民起义的教训，旧王朝灭亡的教训，痛定思痛。西汉初年一些人经常注意的就是不要蹈秦末的覆辙，唐太宗也是不断以隋为戒，注意隋朝覆亡的教训。新王朝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跟新王朝统治者们怎么看待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措施有关系。

第二，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剥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灭的教训，但也可以不接受，一旦羽毛丰满，势力强大，就会忘乎所以，不再自我控制，这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各级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统治者历来很重视吏治问题，王朝兴起后往往很注意整饬吏治，像西汉、唐朝包括明朝都是这样。一个王朝之所以衰亡，很大的原因是吏治的腐败。

当时统治者对待农民，对待吏治，有一个基本思想——“民本”，“民为邦本”，国家基础在于老百姓。“民为邦本”很重要，各级官吏不是人民的公仆，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对待人民要“牧民”，“牧民”这种态度在古代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但是近代看就不够了。

跟“民本”相对应的是“民主”思想。我感觉中国历史上对“民主”好像不大讲究，好官清官讲究的是“为民做主”，所以有一句话“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有一段时间脍炙人口，我看光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大行，还是差一点。各级官员应该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光是为民做主还是上下级的关系，还是用统治被统治的关系看待官民关系。唐太宗的宰相魏徵将皇帝和老百姓的关系比喻为船和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里主体还是统治者，老百姓只是一个受动的客体，是被统治的关系。中国历史上一再讲到“为民做主”，讲到“亲民”“为民父母”“爱民如子”“民为邦本”，好像跟今天理解的民主思想总还有一定距离。

第三，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不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不是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一推一歪再一摇，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它应该是螺旋形的，在不断地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这种上升发展到宋朝以后势头受到阻碍，不如欧洲。

欧洲从十字军东征，11世纪以后，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很快，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像意大利这些地方早期资本主义因素就出现了，大概13世纪以后，伟大的文艺复兴出现，15世纪航海地理大发现打通印度航路，发现美洲，环游世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随着文艺复兴，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西方一些国家疯狂掠夺分割殖民地。种种矛盾出来以后，欧洲引发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末期由于生产力发展进一步要求，出现产业革命，欧洲开始近代化和现代化，历经发展到了今天的现代社会。

中国在宋代以后，历史发展虽然看起来是在回旋，可是发展停滞，以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化也受到阻碍，几经周折到现在100多年，还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还不能说是一个发达国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本世纪中期以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距离很发达国家还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