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时期是一个蓬勃发展、充满希望的时代,但到天宝初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武则天时期通过制举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进入仕途,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都是在这个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则天选拔人才注重其处理复杂问题的政治能力、政治经验,她虽然以文学取士,却不以文学用人,同时能够很好地把这些人才团结在自己周围。武则天虽然给唐玄宗准备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但到这些人一个个都离开了政治舞台时,唐玄宗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科举出身的官员本身的素质问题,从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中,不能找到真正能干、能解决问题的人。因此,开元二十三年以后,科举出身的人仕途不畅,能够做到高级官吏的少之又少,这种逆转,影响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前途。所以天宝初年李白发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感叹。天宝元年,道士吴筠向唐玄宗推荐李白,李白被召进宫,异常兴奋,满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于是发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言壮语。李白被召入京后,供奉翰林,并没有被重用,他的政治理想未能实现。天宝十一年,李白在《将进酒》诗中写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前半句体现了诗人的豪言壮语,后半句则表现了诗人梦想不能实现的一种无奈。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比李白实际得多,不是单纯地发牢骚,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来寻找自己的出路。例如到边塞去做节度使的幕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出路。边塞诗人岑参曾写过“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名句。所以说天宝年间虽然还是一个梦想可以实现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梦想开始破灭的时代。
(二)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唐朝思想比较开放,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唐朝编《隋书·经籍志》的时候,把传统文化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史、子、集四部在以前也有人提出来,但是真正地作为一种图书分类,作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分类还是从唐朝开始。唐朝对一般人的素质要求就是“博通经史,善属文”。唐朝非常重视经史知识,判断一个人的文化素养,主要是看他有没有深厚的经史知识。“善属文”,就是能不能写文章。所以写诗成为当时人们文化素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且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唐朝对于各种文化,包括外来文化、宗教文化,都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它的优点,都应该很好地吸收。唐朝社会生活也比较开放,这从当时妇女的服饰就可以看出来。不仅如此,妇女的活动空间也扩大了,寡妇可以再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