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代社会氛围和文化风气的演化

（一）新儒家：新思想与新文化

谈到宋代文化，离不开新儒家的问题。新儒家在当时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所谓“新”主要是指对于儒学经典的新阐发，体现出对于“理”（“道”）的深切追求。我们现在说到理学或者道学时，会觉得是对人们思想的一种束缚，但是在宋代，它是一种思想创新，思想解放，而不像后世变成不能触碰的严重思想束缚。当时这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把“理”作为根本性的追求，把“理”置于超越性的地位之上。对于“理”，朱熹有一种解释，他说：“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他的意思是说，万事万物的状态及其运行，都有其内在的原因，都贯穿着根本性的规律、法则。这样一种根本性的规律和法则是运行于天地之间、人世之间、万事万物之间的，是贯通性渗透性的。理学家们把这样的一种认识、一种追求、一种境界，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原则，贯穿到他们的治学，也贯穿到他们的从政方式里面。

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是。政治文化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概念，既包括了政治，也涵盖了学术，更点出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但如此，这一概念有超个人的涵义，可以笼罩士大夫群体所体现的时代风格（《朱熹的历史世界》）。

（二）市民阶层的发展与都市格局

宋代文化带有一些平民化、世俗化的特征，而这种特征的出现与宋代的社会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宋代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市民阶层，第一次出现了“坊郭户”这一城镇户口的户籍分类。所谓“坊郭户”，其实就是生活在城郭、街坊中的城镇居民和工商业者家庭。在宋朝，传统的士、农、工、商阶层，流动相对频繁，正如南宋袁毂所说：“昔之农者，今转而为工；昔之商者，今流而为隶。贫者富而贵者贱，皆交相为盛衰矣。”

以“重商”为核心的市民思潮和具有大众化特征的市民文化兴起，影响到当时的城市格局。不同于唐代长安明显的尊卑秩序、明清北京在城市空间上对皇权至上性的强化，北宋东京显得相对世俗而宽容，充溢着相对开放的都市气息。

都市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当时的宫廷文化，而是面向民众的通俗娱乐文化形式，是勾栏瓦舍这样的市民娱乐场所。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兴起，与之相应的俗文化大放异彩。

从唐宋时期人物画卷、人物墓志的比较，可以看出，人物形象的呈现愈益贴近现实，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受到关注，文本内容从华美浮泛走向生活化、个性化。这与整个时代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向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文学重心下移，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样态：文学的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密切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诗和词是中国历史上很被大家关注的两种文学体裁。宋词的出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段，词的演唱适应城市的娱乐需要而发展起来。经过宋代300多年上自朝廷下至市井的歌唱，中国文学有了更细腻的感觉和表现，中国文化也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袁行霈《中华文明史（总序）》）。“诗述志，词娱情”。以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为例，她生活在两宋之际，生活从安逸到颠沛流离，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有着深切的感受，凡慷慨悲怆的心绪，往往用诗来表现，而幽约委婉的情调，则会用词来阐发。众所周知，宋人的词作本身，也有婉约与豪迈的不同风格区分。

代结语

就朝廷上的政治气候及具体制度的渊源而言，很难说元、明、清数朝直接承继宋代。但从近代的“人心”“政俗”来看，无论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或是因循，宋代带来的影响，都深深地渗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中。

这一份政治文化遗产，后来者需要认真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