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她的捍卫者们在作品中将她作为圣徒顶礼膜拜，因此在回应上也未见迟疑，但回应却软弱无力。此外，最重要的是，除了埃廷格教授以外，几乎没有人看过那些信件。在这个关头，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文稿管理人站了出来，同意发表他们拥有的全部信件，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由于海德格尔销毁了阿伦特的所有早期信件，她也很少留有副本，这就造成了四分之三的信件来自海德格尔一方的局面。不管怎么说，这个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并使得我们现在有了德文版的书信集，其编辑缜密，注释甚是有用。 Hannah Arendt and Martin Heidegger， Briefe 1925 bis 1975 und andere Zeugnisse， edited by Ursula Ludz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98）.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因为刊行的信件并不仅仅是将材料予以公示。书信集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关系放在了更具智识意义的、全新的背景下，呈现了他们之间的哲学友谊，以及与共同的朋友——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友谊。在过去十五年中，已出版了大量阿伦特、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之间的通信。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的通信1985年发表于德国，英译本是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 1926-1969 （Harcourt Brace， 1992）。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的书信集是Briefwechsel， 1920-1963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90），但颇令人费解的是，该书信集尚无英译本。

1889年，马丁·海德格尔诞生在巴登地区的一个乡村小镇梅斯基尔希。他从小的志向是做一名牧师，并在二十岁的时候决定去当耶稣会的见习修士。但是海德格尔的耶稣会修士生涯仅持续了两周，就因为胸痛被送回了家。然而，他对宗教依然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于其后两年在弗莱堡大学就读神学，间或给偏保守的天主教期刊写文章，抨击所处时代的文化衰落。1911年，他的心脏出了问题，转到了数学系，并开始自学哲学。

海德格尔与教会知识传统的分离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迟至1921年，他还写信给自己的学生卡尔·洛维特（Karl Lowith）说，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基督教神学者”。众所周知，海德格尔跟随现象学大师爱德蒙·胡塞尔学习，胡塞尔1916年来到弗莱堡实施他扫除哲学传统中所有形而上学障碍的计划。对于意识的哲学探讨，胡塞尔希望赋予其新的严格规范，让哲学“回到事物本身”；他最初对海德格尔是有所保留的，认为这个学生是天主教的思想者。然而，胡塞尔渐渐开始享受与海德格尔之间的长时间的哲学对话，在海德格尔服兵役期间，胡塞尔备感失落。海德格尔退伍回来后，胡塞尔聘请他做了私人助理，这一职务持续到1923年。在那段岁月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宛若父子，年长的学者不遗余力地培养着传承薪火的弟子。

1920年，胡塞尔夫人介绍海德格尔给卡尔·雅斯贝尔斯认识，她说，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孩子”。这是一次注定要改变两个人生活的相遇。雅斯贝尔斯比海德格尔年长六岁，其时已是德国学术界的名人，他年轻时曾研习法律、医学，并取得了弗莱堡大学心理学专业的任教资格。雅斯贝尔斯于1919年出版了成名作《世界观的心理学》，这是一本奇特的、今天不会再有人读的书，充斥着马克斯·韦伯和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术语，但也试图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方式探讨存在问题。

尽管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一样对同时代的学院哲学家怀着几乎无法掩饰的轻蔑，但这本书最终使雅斯贝尔斯获得了哲学教席。两位思想家很快找到了共同的兴趣，那就是雅斯贝尔斯书中所称的“极限情境”——在这些情境中，通常遮蔽我们的“存在”的云翳（clouds）消散了，我们蓦然直面生命的基本问题，尤其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