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海德格尔能理解自己的责任，那么作为哲学家的他就能得到拯救。雅斯贝尔斯在致阿伦特的信中，也同样表达了这一基督教救赎的主题，他一直在沉思以下的事实：海德格尔“了解当下几乎无人注意的事物”，但他“不纯洁的灵魂”需要经历一场彻底的革命。阿伦特颇为怀疑改变信仰的玄虚说法，但确实认同海德格尔“生活在令人难以忘怀的深度和激情中”。

雅斯贝尔斯在《哲学自述》和《马丁·海德格尔札记》中表示，他对自己未能在1933年警告朋友切勿铸下大错怀有负罪感。战后，雅斯贝尔斯希望能够与老友重建真正的、合乎道德的友谊，以拯救朋友身上依然留存的哲学价值。但是，如何重建呢？机会终于在1948年来临，此时雅斯贝尔斯搬到了瑞士的巴塞尔，他将在此度过余生。那年3月他给海德格尔写了封信，但没有发出，在次年2月又写了一封。“我早就想写信给你，”他在开头写道，“今天，在这个周六的早晨，我终于找到了这种冲动。”雅斯贝尔斯的这封信有着残酷的直白，他在信中承认：当得知海德格尔曾秘密告发自己的学生爱德蒙·鲍姆加滕时，“那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经历”。他还披露了自己1945年时写给清除纳粹化委员会的信，但对其内容未做任何解释。

雅斯贝尔斯写道，过去的一切都不能被遗忘，但既然“哲学是某种必定与起源和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他依然想知道某种哲学的乃至个人意义上的关系是否可能。他在信的末尾说：“我隔着遥远的过去，越过时间的深渊向你致意，紧握着过去曾经存在、而今也不可能化为乌有的事物。”海德格尔对这一关于哲学友谊的表达表示感谢，随后的那一年，两人之间音书频频，而信件的副本则反映出他们在思考方式上是迥异的。

纳粹主义的主题完全消逝了，直到海德格尔在1950年3月自己重新提起，他还试图解释自己为何在1933年之后不再探访雅斯贝尔斯一家。他宣称，我不是因为你的妻子是犹太人而变得沉默的，“而只是因为我的羞耻”。雅斯贝尔斯被这种言词打动了，他把这视为有望表示忏悔的迹象，是向他表明：在那些黑暗的岁月中，海德格尔是一个不能理解自己所作所为的儿童。但是，海德格尔选择以无耻的自我辩护和不负责任的政治思考做出回应，而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事情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他牢牢抓住了自己作为无辜儿童的形象，并承认当犹太人和左派人士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威胁时，他们的见解比自己的更敏锐。但现在是德国受难的时候了，他抱怨说，只有他对此忧心忡忡。群敌环伺，斯大林正在逼近，而德国“人民”却视而不见。现代人将信仰交付给了政治领域——这是一种已经死亡的政治，正被技术和经济计算所占据。海德格尔的结论是，我们所能期待的全部就是，在德国人的这种新的无家可归（Heimatslosigkeit）的状态中，隐秘的“降临”将惊天动地地轰然而至。

待到两年后，雅斯贝尔斯才对海德格尔的奇谈怪论予以回应，后者的言论使他最终认定：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思想家，海德格尔已是无药可救了。在雅斯贝尔斯眼中，海德格尔不再是一个哲学家的典范，而是一个被危险的幻想毁灭的、着了魔的反哲学家。于是，他强烈地斥责了这位从前的挚友：用像你信中那样的语句思索和言说的哲学显示了某种恐怖的东西，这事实上不就是极权主义胜利的另一次前奏吗？——这种哲学正是在这一点上脱离了现实。它不正像是1933年之前促成希特勒上台的那种哲学吗？相似的事情还在继续上演吗？……

你认为已经终结的政治会消失吗？它是不是仅仅改换了形式和手段？而人们一定看不清楚这些吗？尔后，他谈到了海德格尔所希望的“降临”：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满心恐怖。这完全是个梦，总幻想着“正确的”历史时刻，像极了那个已愚弄了我们五十年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