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如果他震惊于以下这些在现代暴政中扮演的角色：对“鲜血与祖国”的偶像崇拜，对种族分类歇斯底里的执着，将革命暴力作为净化力量称颂、个人崇拜、狂欢的群众集会，那么他也许会说非理性的激情从宗教转移到了政治中，理性在这种激情面前轰然倒塌了。还有另一种情况，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家更有抱负，想一并解释两种现象，那他怎么办呢？那么，他只好放弃对思想史的研究了！

然而，还有另一种研究亲暴政思想的方法，那就是去考察欧洲政治生活中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史而不是他们所特有的观念、经历。当然，有一些权威论著对20世纪的亲暴政思想做出了似乎有理的解释。最广为人知的叙事是来自法国经验。这一叙事始于德雷福斯事件，所有的人都认为该事件使得法国知识分子走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的林中空地，并警示他们担负起“现代国家的道德守护者”这一崇高天职。法国的所有中小学生都对下列章节耳熟能详：支持德雷福斯的共和派与信奉天主教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风波；“一战”后俄国革命与法国人民阵线的分裂；维希政权的思想和政治妥协；萨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的主导地位；知识分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尖锐分歧；左派激进主义在“五月风暴”后的复兴；20世纪70年代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发表所引起的“良心危机”；密特朗时期自由主义—共和主义（liberal-republican）共识的发展。

然而，从上述叙事中得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德原则，结果取决于叙述者的政治见解。如果要让-保罗·萨特来讲述，得到的就是有关孤独的、“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兴起的英雄传说，他背负着特殊的“普遍性”，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导致的专制制度（在欧洲是法西斯主义，在海外是殖民主义）。在发表于1965年的有影响的讲稿《为知识分子辩护》中，萨特将知识分子描绘成左派的圣女贞德，他代表着人的本质，既对抗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反人性力量，也对抗那些反动的文化力量，其中包括助纣为虐的作家同仁，他们的作品“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现代暴政的作用。

在萨特的论敌雷蒙·阿隆看来，正是这种天真的对“权力”的“人文”反抗表明了，自从德雷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已经无力理解20世纪欧洲政治提出的真正挑战。阿隆认为，萨特在“二战”后无情地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浪漫的献身观念使然。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重新讲述了现代知识分子兴起的故事，抱持彻底反神话的意图，他说明了当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遇到重大政治问题之际，它是何其无能与天真。在阿隆看来，欧洲知识分子在战后的真正责任在于：为自由民主政治贡献专业知识，并保持道德均衡感，以判断各个政治制度之间的相对不正义——简而言之，知识分子须是独立的观察者，有节制感地履行自己作为公民和舆论领袖的角色。萨特及其追随者则完全没有承担这些责任。

阿隆是对的：在法国，正是浪漫的、“忠诚的”知识分子为20世纪的暴政助纣为虐。但德国呈现的图景与之迥异，阿隆对此亦了如指掌。德国的问题恰恰在于不过问政治。德国的历史学家论述说，出于形形色色的理由——政治去中心化的传统、文化中心城市的缺乏、标榜精神内在的理念、大学体系的自治、内在的保守主义，以及对军事权威的尊重——德国从未像法国那样发展出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因而，政治参与问题也没有以法国那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莱茵河以东，从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般都认定教授应在与世隔绝的大学里从事无止境的学术研究，著作者则在著书立说中成就自我的道德修养（Bildung），而唯有记者不惮于谈论政治，他们是不值得信任的一群人。

这当然是虚构的，但在现代的德国文化氛围中，它是一种极有吸引力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