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意识形态植根于第2章所讨论的政治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他强调个人的权利、财产和理性。共产主义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强调一个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艺术、音乐、建筑、治国方略、法律等，都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内在理性的具体表达。

不过，哲学家的理念在此被简单化和大众化了。理论家需要的是行动的计划，而不是抽象的理念。例如，马克思使经济成为决定一切的内在理性。大多数意识形态都有着经济方面的内涵，因为经济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列宁在此后又把他的理论应用于一个马克思曾表示怀疑的落后国家。毛泽东则把列宁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并使其与现实更加契合。

一种意识形态逐渐衍生出其他的意识形态（见图3—1）。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我们能够看到它是如何向“左”推衍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分支；同时，也能够看到如何向“右”推衍出保守主义的分支。

古典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要求最大限度地维持既有体制的意识形态。

【现代自由主义】：拥护政府为修正经济和社会弊病而进行干预的意识形态，即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

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把18世纪晚期诞生的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叫作“古典保守主义”，因为它与现代保守主义存在着诸多分歧。伯克了解斯密的理论，赞同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体系。他同样反对派遣军队去镇压美国殖民地的起义，毕竟，美国人只是想从英国那里重新获得失去的自由。就此而言，伯克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不过伯克强烈反对的是，以革命方式将自由主义理念应用于法国。在那里，受哲学家卢梭和美国革命新传播的潘恩思想的影响，自由主义变成了激进主义。事情通常如此，适用于某地的某种意识形态，应用于另一不同环境时就会发生扭曲。把自由主义用于美国是容易的。一旦英国人和他们的托利党（Tory）同情者被清除，就没有什么障碍了。但是在法国，一个庞大的贵族阶层和受国家支持的罗马天主教会将失去很多东西。革命者试图用断头台来解决问题，并废除了所有的既定制度。

伯克警告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自由主义使人类理性有了太多的自信。但其实人们只是部分理性的，他们同样具有非理性的激情。为控制人类的非理性，社会经年累月地演化、发展出传统、制度及道德标准，如君主制和教会。伯克认为，将这些全部打碎，人类的非理性冲动就将导致无序和混乱，反过来又将产生比革命者推翻的更坏的专制。在他于1792年写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预言法国将要陷入军事独裁。结果1799年，拿破仑便上台了。

伯克指出，现存的制度和传统不可能都是糟糕的，因为它们是千百年来屡次试错的结果。人们对它们已经习惯了。最好的方式是予以维持或“保留”（“保守主义”由此而得名）。它们虽然不完美，但是有用。这并不是说，事情就应该永远不变。当然应当改变，但只能是渐变，让人民有一段适应的时间。他写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变革的手段，也就没有保守的手段。”

从以下意义上来说，伯克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使我们发现了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他看到了制度与生物体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长、调适。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革命易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社会无法在瞬间按照人类理性的命令得以重建。尽管伯克的思想被称为“反意识形态的”——它要扑灭席卷法国的激进主义浪潮——但仍具有巨大的力量。他对信仰、传统、道德的强调，为现代保守主义者所继承。他对运用理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怀疑，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里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一位政治学者）那里引起共鸣。她发现，左派总是预期事情会变得更好，然而事实是，暴力颠覆使事情变得更糟。保守主义在当代思潮中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