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于天下体系的研究最早集中表达在2005年的《天下体系》中，出版后有幸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批评和讨论。但《天下体系》只是关于天下秩序的初步研究。如今10年过去了，《天下的当代性》与《天下体系》在问题的提出、论证和叙事上都有较大差异，但在基本观点上仍然保持一致。另外，《天下体系》是由2000年写作的两篇英文论文翻译回来整编而成的，因为受限于英文能力，许多难以翻译的古代材料都忽略了。《天下的当代性》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这个缺点，但仍有许多意思相近的古代材料没有引用，本书毕竟不是史学著作，还请历史学家见谅。

天下秩序的研究持续地得力于朋友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首先我想感谢阿兰·乐比雄（Alain Le Pichon），他在2000年时力促我写作了两篇关于天下概念的英文论文；还有秦亚青、汤一介、乐黛云、童世骏、黄平、王铭铭、柯岚安（William Callahan）、弗雷德·多尔迈尔（Fred Dallmayr）、吕卡M·斯卡兰汀诺（Luca M. Scarantino）、彼得J·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他们最早促进了我对天下体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我也要感谢安靖如（Stephen C. Angle）、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干春松、张锋、徐昕、王义桅、高尚涛、周方银、白莲娜（Elena Barabantseva）、安东尼·卡蒂（Anthony Carty）、森迪普·瓦斯乐卡（Sundeep Waslekar）、石妮歌（Nicole Lapierre）、刘擎、白彤东、周炽成、周濂、孙曙、张曙光、徐建新、江西元，他们对天下体系的评论促使我深入了许多疑难问题；同时，我还要感谢在讨论交流中给我指出问题和给予帮助的朋友们：张万申（Jean-Paul Tchang）、汉斯·伯乐（Hans Boller）、裴宜理（Elizabeth Perry）、雷纳·福斯特（Rainer Forst）、乔舒亚·雷默（Joshua Ramo）、弗朗西斯科·郗士（Francesco Sisci）、张宇燕、韩东育、慈继伟、吕祥、李河、程广云、张盾、关凯、赵涛、陆丁、乔良、王湘穗、潘维、阎学通、袁正清、盛洪、赵全胜、沈文璟、王健育、埃诺·鲁道夫（Enno Rudolph）、菲利普·布鲁诺兹（Philippe Brunozzi）、丹尼尔·宾斯万格（Daniel Binswanger）、叶甫盖尼·格拉奇科夫（Evgeny Grachikov）、杜瑞乐（Joël Thoraval）、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伊恩·约翰斯顿（Iain Johnston）、让·马克·夸科（Jean-Marc Coicaud）、车仁锡（In-suk Cha）、文正仁（Moon Chung-in）、韩相震（Han Sang-jin）、马克·西蒙斯（Mark Siemons）、约翰G·布莱尔（John G.Blair）。其中，张万申给我讲解了全球金融的一些复杂问题，还给了我许多不可替代的帮助；汉斯·博勒相信关系理性是一个能够修补现代个人理性缺陷的理性概念，建议我对关系理性进行更清楚的定义和论述；吕祥和关凯建议增加关于天下与中国的关系论述，因为中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我在《天下的当代性》中专门用一章讨论了什么是中国，既是对中国的历史性质的一种哲学理解，同时也是对天下概念的历史化理解。但愿本书的论述能够部分地回应朋友们的问题。

最后我想感谢中信出版社的李楠和王文婷为此书所做的尽善尽美的安排。

赵汀阳

201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