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关系理性

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利益、权力和权利的分配（distribution），因此是一种应用哲学，而且是斗争哲学，类似于法家和纵横家所研究的统治和竞争的谋略政治，属于“术”；而试图建构人类存在秩序的政治哲学属于“道”，所思考的问题是，何种存在秩序是对共同生活的积善（contribution）。如果政治是建构存在秩序的艺术，就必定是为了和平而不是为了斗争，因此，斗争理论只是技术，而和平理论才是艺术。

存在是为了永在，这是存在自身的定理。斗争也是为了能够存在，但问题是，斗争不可能确保永在，事实上斗争只是迫不得已的高风险赌博行为，并非存在之本意。正如苏格拉底指出的：“无人故意犯错误（no one errs knowingly）。”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只要有更好的选择，人不可能故意冒险斗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政治哲学只是关于人类错误行为的研究。这种政治研究虽是必要的，却尚未触及政治的根本问题。权力和利益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s and interests）只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技术性问题，促成共在的善举（the contribution to coexistence）才是共同生活之根本所在。可以说，寻找敌人的政治其实是政治的反面，化敌为友才是政治。如果把所有严重破坏对方生存条件的敌对行为都理解为“战争”（包括军事战争、经济战争、金融战争、文化战争和生物学战争等），那么，除了自卫战争，一切战争都是非理性的。取得胜利的战争似乎达到了理性的“预期效果”，但如果从足够长的未来去看（比如说满足布罗代尔标准的“长时段”），那么，任何破坏性的敌对行为终究是非理性的错误。我们需要一种把“未来性”考虑在内的存在论观点，它至少能够在理论上证明，即使一种行为对于直接目标来说是理性的，如果它引起的未来后续结果是互相报复的破坏性互动，那么仍然应该被视为非理性的行为。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普遍模仿”的理论实验：给定荀子—霍布斯的博弈语境（这是解释力最大的语境），在其中每个博弈者都具有个人理性，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有足够的学习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人都能在博弈过程中互相学习别人更高明的谋利策略，并且在接下来的博弈中模仿所习得的优势策略或者采取有效的反制策略。在多回合的长期博弈中，能力更强的人不断推出更高明的策略以确保优势，但任何策略的领先总是暂时的，那些高明的策略很快就变成了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而被大家所模仿，于是，策略的对称性很快消除了博弈优势。假定存在着一个有限量的策略集合，那么最终将出现“集体黔驴技穷”的状态；假定存在着一个无限量的策略集合，由于策略的创新速度赶不上模仿速度（模仿的成本低于创新成本），因此同样也会出现“集体黔驴技穷”的状态。总之，策略创新的领先性不断递减，当各种优势策略都已经出现并且被大家普遍模仿，人们拥有了饱和的共同知识或对称知识（对称的知己知彼），“集体黔驴技穷”现象就不可避免，于是达到稳定策略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