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说、辩论的练习会与比赛会也经常有，有学校主持的全校性的、有班级性的，也有专搞这种活动的学生社团所举办的，进行时分汉语英语两类。为了提倡英语的演说辩论，学校的英语课中还特设了一门，和这方面的课外活动相配合。教这门课的教员当时也成为同学笑谈的对象，因为他在班上现身说法，指手划脚，往往十分机械，有如看木偶戏或皮影剧，使人起鸡皮疙瘩。例如，他做示范演说，讲“在历史上有那么一个转折点……时”，一到“转折”两字，右手臂就配合着举起来，着重那么“转折”一下！演说，演说，大抵“说”的内容本来不关宏旨，主要的是“演”，说的道理未必能折服人，而演的姿态动作一定要富有煽惑力。美国政治界和宗教界里所谓成功的人物大都具备这一套本领。我们，作为留美的一部分预备工夫，依样葫芦，又安得放过不画呢？因此，演说比赛场合上也就充满着这一类的表现，能选择恰当的题目，乃至借用一些课题，从而用警辟的语句，说出些较大的道理来的，是极难得的例外。如今还记得的一例是很多人都熟识的洪深同志，曾于一九一六年以《敬惜字纸》的题目获得了汉文演说比赛的亚军 ① 。至于辩论，目的性就更差了，总是为辩论而辩论，或找些模棱两可的与实际全不相干的题目，或虽相干而是非曲直已很明显的题目，反复辩驳一番。只须三寸不烂，掉得灵活，不怕理屈，但要词强，评判员就可以宣告你方胜利。我一直没有过机会去旁听西方议会里的所谓辩论，方式容有不同，精神实质必然是一样的。当时，演说与辩论还曾发展成为一门校际比赛的活动。

对中等科的学生，音乐起初采用过上课的方式，由一个美国女教师主持，专教唱洋歌，从“三只瞎老鼠”、“苏格兰大火”一类的儿歌，基督教的“颂圣诗歌”，到见于《一〇一个名歌选集》中的许多歌曲，由浅入深，教了不少。同时又挑选部分同学，组织了初级和高级的两个唱歌队，当时一般用英文呼为Glee Club。尽管那位女教师很严格，其中南郭先生还是不少，我自己就是一个。但一般说来，从中等科读起的清华毕业生都会哼上几声洋歌，大都是在这几年里学来的，后来机会就少了。其中部分对音乐特别爱好并且爱玩乐器的同学，在学校的倡导、组织与财力支持下，发展为管弦乐队，并且逐年有所扩大。学校当局当然也乐于为此，因为像体育一样，乐队也曾“光大过清华的门楣”。但个别的同学也曾因此而踏上音乐的专业道路，例如不幸早逝的黄自先生和最近在教学之余，还时或出场一显歌喉的应尚能先生。也有个别的同学仅以音乐为表现自己的一种业余手段，一到美国，就不惜花上可观的一注美金，专门吊他的洋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