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得到普遍承认，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历史，便逐渐被世人所遗忘。选择若干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大学草创期的艰难与曲折，比如孙家鼐的规划、许景澄的殉难、张百熙的实干、严复的苦撑等等。至于进入新式学堂后，学生如何习得“文明生活”，也是我所深感兴趣的。光绪二十五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禁约》，有些条款现在看来“纯属多余”。比如用相当长的篇幅强调课堂上必须依次问答、不可抢前乱说、声音高下须有节制等。最有趣的，还是以下这条禁令：

戒咳唾便溺不择地而施。屋宇地面皆宜洁净，痰唾任意，最足生厌。厅堂斋舍多备痰盂。便溺污秽，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

想象当年的大少爷们，如何“忍气吞声”，逐渐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实在是很好玩的事情。今日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将此等琐事写进规章。可在“西学东渐”史上，“不随地吐痰”，也算是颇有光彩的一页。

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毕业生，学校因战乱停办两年。壬寅（一九○二）入学的，方是第一批得到“举人学位”的大学生（时在一九○七年）。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中，述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之礼贤下士，为学校网罗人才，在遭时忌、多掣肘的环境下恢复京师大学堂，功不可没：“我们现在人知道蔡孑民先生，而忘记了张冶秋先生任管学大臣时代创办之艰苦，实在比蔡先生的处境难得许多呢！”此说不无道理。一九○五年，大学堂的管理人由“管学大臣”降为“监督”。出任第一任监督的张亨嘉，以其精彩的就职演说，被学生不断追忆。这里选择邹树文颇为戏剧化的描述：

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学生向监督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于是乎全部仪式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说。读者诸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

此种轶闻，很合北大人的口味，因而谁都乐于传诵。至于当初张监督为何如此“言简意赅”，是否别有苦衷，也就无暇计较了。

大学初创阶段，弊病甚多，此在意料之中。大部分学生承袭科举陋习，以读书为作官的阶梯，仕学馆录取的又是在京官吏，大学于是乎与官场没有多大差别。学生可能地位显赫，因迎銮接驾而挂牌请假；运动场上教官小心翼翼地喊口令：“大人向左转！”“老爷开步走！”这些轶闻，全都查有实据。可笑谈终归是笑谈，实际上，大部分毕业生并没得到朝廷的恩惠，所谓“奖励举人”，与“升官发财”根本不是一回事 。

另一个更加严重的指责，便是学生无心向学，沉湎于花街柳巷。陶希圣撰《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其中有一节题为“二院一堂是八大胡同重要的顾客”，写尽民初国会参众两院及京师大学堂的丑态。可据千家驹回忆，三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也颇有经常逛窑子的 。学风之好坏，只能相对而言。想象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师生，都是“官迷心窍”，或者整天在八大胡同冶游，起码不太符合实际。

不说京师大学堂的教员，以及培养出来的学生，颇多正人君子；就说新文化的输入与大学的改革，也并非始于一九一七年蔡氏之莅校。不妨先读读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其中述及北大的整顿与革新：

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