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与古老的“太学”传统，确实不无联系。所谓“京师大学堂”，在晚清，往往省略“京师”二字，径呼“大学堂”（有“大学堂”牌匾为证）。近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史料》，将京师大学堂直译为Capital College，远不及以前的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准确传神。“皇家大学”，这才是当年创办者的真正意图。将一所大学建在皇宫旁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有一张北大全景照片，显然是在景山上俯拍的。当年的摄影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镜头，紫禁城便进入视野。只不过大学堂开办不久，帝制便已覆灭，民国子民不再仰慕皇宫。

与近年各种真真假假的皇家服饰、皇家菜系、皇家建筑大行其时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读书人，更愿意强调其平民意识。诸多关于北大周围环境的描述，偏偏不提近在咫尺的皇宫。张孟休的《北京大学素描》，已经讲到了景山公园的“高岗眺望”，皇宫依然不入高人眼。刘半农欣赏三院前面的无名小河，理由是“带有民间色彩”和“江南风趣”远非“围绕皇城的那条河”可比。 四十年代中期，朱海涛撰写《北大与北大人》系列文章，其中《沙滩》一则，终于从汉花园、大红楼、松公府、四公主府转到了远眺“玲珑剔透的紫禁城角楼”：

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在烟雨迷蒙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烟树万人家”。

文章对日本侵略军将北大人引以为荣的红楼作为兵营大发感慨，可想而知，谈论紫禁城，也是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不管是故国相思，还是观光游览，紫禁城的帝王之气，并不为浮尘所完全掩盖。因而，朱文的最后一句，“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值得仔细琢磨。

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清水秀、远离权力中心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一九○三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在这“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虽有“伏阙上书”的动议，但其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会，组织武装等，均非汉宋太学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往往有政党的直接领导，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所谓太学传统，主要取其政治意识；至于实际运作，早已斗转星移。

将学校作为党争的基地，其间利弊得失，黄宗羲、章太炎的意见截然相反，值得三思。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潮的功过，而是借政府对待学潮的态度，窥探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借用谢兴尧的话来说，便是“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红楼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