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早年的求学经历并没有文字记载。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从未向外国人谈起过他求学的情形。不过，关于他早年的学习情况，还是有一些趣闻轶事流传下来。20世纪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们，包括邓小平的舅父淡以兴，曾对外国来访者说过，邓小平儿时活泼、聪明，喜欢和同学们玩耍，不管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有位老人说，他读书只要读三遍就能记住并背诵出来。晚年，邓小平的桥牌搭档和亲密的政治伙伴万里曾向一位外国人透露，邓小平对牌的记忆力惊人的好，这就使他比技术水平相当的选手略胜一筹。牌坊村的老人们还回忆说，邓小平小时候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按照当时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岁之前邓小平应该一直在中学学习，然后，如果他学得好，而且他本人和他父亲都愿意，他就可以到一所设在成都或重庆的高等学校继续学习。但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或1919年初，邓小平才只有14岁时，邓文明从重庆给儿子写信说，他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内容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训年轻男子（或许也有年轻女子）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问邓小平是否想到这所学校学习。邓文明还给他的远房表弟邓绍圣写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邓绍圣只比邓小平年长三岁。他们两人收到信后都没有马上答复，但也没有拖延太长时间。1919年夏末或初秋，他们离开牌坊村，进了重庆的这所留法预备学校。

从表面上看，邓文明当时的举动令人难以理解。邓小平还是个孩子，他还从未离开过广安，对广安这个小天地之外的世界没有任何生活经验，他的这位远房叔叔邓绍圣的情况比他强不了多少。他们的教养和所受的教育都不足以使他们能够应付遥远的外国的不稳定的生活。此外，邓文明一定已经意识到，送他的长子到法国去读书，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如果邓小平怀揣着工科毕业证书回国，他一定不会想当农民，而且他也不可能在并没有什么工业的四川工作。

由此可以推测，邓文明很可能是受了某个热衷于推动留学运动的人，甚至可能是某个外国人的影响。或者是他和儿子关系不好，认为儿子很任性，才想要把他送出国去。然而几种可能性都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与这几种推测不符。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原是成都的一名教师。邓文明应该没有见过他。20世纪20年代以热心支持四川学子出国留学闻名的杨森，虽然是广安人，并且跟邓文明是同时代的人，但在邓小平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在广安。当时，广安有一个法国传教士，但邓文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国传教士有什么来往。至于邓家父子之间的关系，据牌坊村的老人们讲，两人犹如同辈朋友般亲近。因此，对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做父亲的政治野心、爱国心以及他对整个世界形势的判断和了解。

毫无疑问，邓文明对国家政治很关注，也很感兴趣，他所参加的哥老会当时正参与四川的保路运动。他让他的儿子和远房弟弟到法国去的行为就是关心政治的体现。对他来说，要了解四川和整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难。20世纪初，中国的大多数城镇都有了电报局，当时还有很多种地方报纸和杂志普遍发行。据村中的父老相传，邓小平经常到茶馆喝茶，有时还会在茶馆里待一整天，而茶馆正是交流地方和国家各种消息、新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