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巴耶中学的这段时间，是他在法国五年间唯一的一段较为舒适和安定的时期。除此之外，他都是住在工厂的宿舍或者廉价的旅馆里，他所做的工作也都是临时性的、没有技术的散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最糟糕的。据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这个工厂的记录表明，他实际上是在该厂的轧钢车间当一名轧钢工。在那里，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需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做工。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他的雇佣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的薪酬还低。而且他一个星期要工作50个小时，甚至更长。恶劣的工作条件，加之当时只有16岁，仅仅干了三个星期，他便感到体力不支，无法承受，所以他宁愿失业前往巴黎，也不愿再干下去了。

后来，邓小平到一家生产橡胶轮胎和雨鞋的工厂工作。他的工作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黏合起来。他还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在餐馆打过工。在离开法国之前，他是在位于巴黎郊区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在法国，邓小平做过许多临时性工作。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的工作。他们用薄纱和绸子做花，做成的花要贴上“战争遗孀和孤儿所做”的标签。邓小平当初到法国的目的是想学习一些有用的工业技术，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学到任何技术。他的官方传记说，他在雷诺汽车厂是做钳工。而这家工厂的档案证明，他是个没有技术的工人。邓小平留法期间，只有在橡胶工厂期间，他挣够了继续上学所需要的钱。不过这也只够支付中学三个月的费用，1922年底至1923年初，他在塞纳-夏狄戎中学待了三个月。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贫困和不安定的环境下投身政治活动的。他的官方传记对他的这个转变过程作了这样的描述：

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厂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已无力寄钱给他，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酷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

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

官方传记的这段描述非常笼统，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尤其是它没有提及邓小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唯一的证据是提到了赵世炎和周恩来。1921年4月，邓小平在施奈德钢铁厂做工时，赵世炎也在那里工作，并且邓在巴黎的时间也与赵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邓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还有一个证据是，邓在1922年的某个时候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而这个组织是规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吸收党员的条件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在留法初期就作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这个官方的传记尽管笼统且模糊不清，但它明确地指出，赵世炎和周恩来是邓小平的两位引路人，这一点极为重要。从所有能看到的有关介绍赵世炎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赵是一个非凡、出众的年轻人，他聪明机智、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来更为杰出，他除了拥有赵世炎的优点外，还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能够以理智的态度解释各种原则和政策问题，这也是他一生特立独行的根本原因。邓小平虽然个性比较拘谨和缺乏耐心，但也练就了和周恩来相似的个性。在他的革命生涯中，除了与周恩来共处的这段经历之外，大概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个性。60年后，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他把周视为兄长。这是中国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赞美词，表示言者愿以弟子自居以及对对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