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在当中因陪伴而流泪，但也同时感到欣慰，因为我真实地体会到“知道生命有限”的意义，也真心实意地参与到一段疾病告知的互动过程中。

如何告知临终病人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他的疾病已没有治疗的可能，向来是棘手的问题。西方世界对于病人自主与知晓的权利充分尊重，的确令人欣羡，这代表病人是自己身体的主人，有权力知道任何施行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医疗行为，更有权力参与讨论与做最后决定。

这样的人权思想来到台湾之后，引起人们的共鸣。只要去看过病的、住过院的都有类似经验：被一堆听都听不懂的医学专有名词搞得混乱，心想就交给医师吧！因此也不多问了。我还听过别人告诉我，他曾想再问清楚，却换来医师的一句：“问这么多，是不是不信任我？不信任我可以换医师啊！”吓得病人不敢再多问一句。

许多人致力于倡导病人的自主意识，也推动着病人有知的权利，因为唯有清楚了解疾病、治疗方针，病人才有充分的依据来为自己做决定。

这信念与动机原是好意，但执行的人却不一定能掌握精神。我发现临床上变成两派人马，各有拥护者。一种是过度积极，另一种则过度消极。过度消极的人，可想而知，就是秉持着传统思想，认为医师权威最大，既然是病人的主治大夫，除非他说，否则没人可以说。所以医师若认为不需要让病人知道病情，也不需花时间替病人解释治疗方向，那么，是什么疾病、会如何治疗、如何进展便会成为“无头公案”，无人处理。

但过度积极的人，也形成另一波危险势力。他们为了说而说，为了表示自己做到尊重病人的自主权而说，这样的说，却也形成了对病人的另一种伤害。无数位病人告诉我，他被告知疾病时的惨痛经验，有人说医师直接告诉他：“这病没救了，你回家处理一些后事吧！”也有人说护理人员问他：“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开刀吗？”病人摇头，护理人员紧接着说：“是胃癌呀！没人告诉你吗？”也有人说医疗人员没有情感，好像只是宣告着一篇公文似的说：“我们这里不能做些什么了，你们回家吧！反正在这里和在家里也是差不多的。”

当然，我相信有时候是说者无伤害的心，听者却有意。但这样的“听者有意”正说明着病人的内心是如何地不安，又如何地恐惧与担心。

我曾遇过许多病人要求我告诉他们病情，也有许多病人对我提出疑问，像是：为什么疾病这么久都不好？为什么无法出院回家？为什么我还是这么不舒服？

无数个不同的时空，我倾听着病人各种脆弱、不安的心情，既想知道又怕受伤害的心情。我总是小心拿捏着告知与不告知之间的尺度，小心地观察病人的神情、语气与举止，我相信这些吐露着重要信息：病人是否准备好接受坏消息、病人是否有承受度、病人是否已有所猜测、病人是否有够强的支持度支持他接收讯息……

我更相信一件事，疾病告知并不只是“说”与“听”这两件事而已，不是只要有一个人说了，有一个人听了，这件事就完成了。疾病告知应该是一个过程、一项艺术，在这过程里，我们求善求好的结果，希望没有人在过程中受伤，过程里便要有双方的投入与专注，是一连串相互说与听的过程。有时，并不需医疗人员明确告知，反而是病人主动说出他的觉察与发现，而这觉察与发现正巧是他的疾病情况。

不仅如此，临终病人的疾病告知需要许多的默契与信任关系。告知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病人，要病人依靠自己，而是让病人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意义是要让病人意识到他必须把握时间，完成他生命里尚未完成的重要事情，也让他可以思考当生命真的走到最后一刻，他希望被如何对待，是不是应该拒绝强制的医疗行为，不做无谓的挣扎与折磨。

这么有意义的信念，可不是靠着一两句话就可轻松达到的，也不是只要说了疾病的现实状态，病人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这过程需要陪伴、理解与谨慎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