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思考了个体此在的生存问题。海德格尔在中学时代看到了布伦塔诺1862年写的《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多种意义》而开始了对存在问题的迷惑，这是他走向存在问题的始点。他于1915年写的讲坛资格论文——《邓·司各脱的范畴与意义学说》——便对邓·司各脱关于存在者的存在以及存在与语言概念的关系的学说进行了讨论。纵观海德格尔后来的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布伦塔诺对亚里士多德存在学说的解释，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是奠基性的、源头激发式的。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布伦塔诺对存在的多种含义的解释，促使海德格尔去深入思考，在存在的多种含义中是否有一种本原的意义、一种统一性的东西，以便作为存在的多种含义的基础，这一思考过程，使他于20年代中期最终走向了对存在本身、存在的意义问题的探讨。

参见（意大利）弗朗哥·沃尔皮：《布伦塔诺对亚里士多德存在学说的解释及其对海德格尔的影响》，见（法）阿尔弗雷德·登克尔、（德）汉斯赫尔穆特·甘德、（德）霍尔格·察博罗夫斯基主编：《海德格尔与其思想的开端》，265~2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由于他当时认识到存在问题与此在的生存有一种内在关联，因此他的未完成的《存在与时间》所分析的主要是此在的生存、此在的“在”（ist），而他所分析的此在生存的具体内容正是那个时代特别是西方社会所尖锐凸现出来的个体生存的非理性方面：个体的操心、忧虑、恐惧、死亡等情绪体验之在。海德格尔是从存在的意义问题而分析个体此在的生存的，但他对时代所提出的个体生存这一人学问题的思考却是自觉的，这从他对传统人学思想的批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详见本章第二节）。

其次，他思考了人类历史性生存特别是现代人类的现实性生存活动。人类的历史性生存包括处理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实践和改变、转化自然事物的生产实践。如上所说，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及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已经提出了人类社会斗争实践的必然性与规律性问题、人类社会历史究竟走向何方的根本方向性问题。同时，现代西方人的存在也出现了找不到自己的家园的严重的失落状况，即海德格尔所说的无家可归状况。海德格尔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己的思考，提出，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一种根本性、支配性的事情，它决定着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他最后把它命名为“大化”（Ereignis）。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也对人类历史性生存的另一个方面即科学技术、物质生产实践特别是它们所突出出来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在宇宙发展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入思考。20世纪40年代末，西方科学界、理论界就“人与宇宙”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海德格尔也自觉地投入到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之中。但他不是就科学技术论科学技术、就生产活动论生产活动，也主要不是去寻找科学技术和生产活动对自然造成破坏的具体原因（如违反自然的规律、主体性的无度等），而是去寻找使这种状况得以发生的根本源头。他对人类历史的这种思考，无疑是时代状况、他自己特殊的学术道路以及当时西方文化背景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