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海德格尔的整个人学思想，无论是他前期人学思想的创立，还是后期人学思想的发展，都与以往人学有着极其丰富的关系。从他前后期思想的整体来看，这种关系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对传统人学（包括传统形而上学人学和神学人学）的批判；对现代早期人学思想的扬弃；对早期希腊人学的发扬；归根到底，他的人学是人学史发展的产物。

一、形而上学传统批判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人学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把人规定为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

海德格尔指出，这一规定是从古希腊关于人的定义而来的。近代从笛卡尔以来的人学进一步发展了古希腊（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动物的思想。笛卡尔把理性理解为“我思”、“自我意识”，并由“我思”来确认“我在”。康德进一步把理性本质看做是人的先验的本质。黑格尔把理性“普遍化”、“客观化”为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从古希腊关于人的定义这一源头而来的这一传统人学，把理性看做是人的本质或人的高级禀赋虽然并不是完全错了，但并没有去深入揭示理性的存在方式，更没有去深入揭示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方式是在现成存在（Vorhandensein）和摆在那里（Vorkommen）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如，笛卡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我的思或我的认识，但却没有探索我的“在”、我的存在方式。“人们把对cogito sum（我思故我在）这一近代哲学发问的出发基点的揭示归功于笛卡尔，而笛卡尔仅是在某种限度内探索了ego（我）的cogitare（思想）。尽管sum（存在）被设定为是同cogito（思想）一样原始的，笛卡尔却一任sum完全不经讨论。”

又如，康德探索了人的认识从感性到知性到理性的运动过程，认为从感性到知性是通过时间图式作为桥梁来实现的，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先验性。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这些探讨虽然对主体之为主体的情况作了某些揭示，但康德并没有对人的存在进行专题分析。“尽管康德在某些本质方面作出了推进，但他却并不曾进行过上面说的那种存在论（以此在为专题的存在论）分析，反而教条式地继承了笛卡尔的立场。”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30页，1987；德文本，24页。

这一人学的规定是从基督教神学对人的规定演变、发展而来的。基督教神学认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有限存在物，人的本质就在这被创造性之中，人在忏悔赎罪中能够得救而走向上帝。海德格尔认为，近代以来，基督教关于人的规定逐渐被非神学化，人们提出了“人是某种能超出他自身而到达神的存在者”这一关于人的规定，但是，这一“超越”观念却仍然在古代基督教神学中有其根源。因为，古代基督教神学虽然把人规定为被创造的、有限的、天生就有罪的存在者，但也指示了人能够“通过自己”对上帝的信仰而得救。古代基督教神学这一关于人超越自己的观念在近代神学中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有了各种不同的形式演变和发展。如近代的卡尔文提出：“人的优越禀赋令其境遇出类拔萃：依靠理性、理智、远虑、决断，人不仅足以驾驭尘世生活，甚至可以超越升腾，直达乎神与永恒福祉。”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61页，1987；德文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