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虽然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产生性的想象力在思中的最高地位，但他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主体的“如何思”，对主体之为主体的情况在某些本质方面作出了推进，并已经把时间现象划归到主体方面。

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30页，1987；德文本，24页。

海德格尔还指出，康德继承了笛卡尔的“我思”，把“我思”、理性看做是人的本质，而康德的“我思”，即是“我维系”，一切维系都是“我维系”；康德的这种分析也有其积极性的东西：一方面他看到从存在者状态上把“我”引回到一种实体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在我之思中探索了我之在，把我之思作为我之在的基本现象内容。

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378页，1987；德文本，318～319页。

但是，尽管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哲学人学作了这样的肯定性的分析，他在根本上还是把康德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理性人学的代表人物来看待的，也是从这一根本性的维度来分析康德人学的缺陷的。首先，海德格尔指出，康德始终没有窥见到时间问题的奥秘，因为，一则康德并没有对存在问题进行一般性的分析，反而“教条式”地继承了笛卡尔的立场，二则他对时间的分析仍然以流传下来的对时间的通常领会为标准，因而，时间与“我思”之间的决定性联系就仍然还隐藏在一团晦暗之中，对他来说，这种联系根本就没有成为问题。其次，康德将“我”把握为主体，这在存在论上又滑回到了主体（或实体）存在论中去，“因为主体这一存在论概念所描述的不是‘我’之为自身的自身性，而是一种总已现成的事物的自一性与持存性。从存在论上把‘我’规定为主体，这等于说：把我设为总已现成的事物”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379页，1987；德文本，319～320页。

总之，海德格尔认为，由于康德仍然处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氛围中，他就耽搁了一件本质性的大事：耽搁了此在的存在论。毫无疑问，康德的哲学人学思想对海德格尔的人学思想，特别是对他前期的此在生存论存在论阐释产生了重要的“激发”性影响，即康德的想象时间论激发了海德格尔“把时间阐释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1页，1987；德文本，1页。

但是也应该指出，这种影响仍然是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形而上学人学进行批判这一前提下的影响，这从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看尤其如此。从肯定性的程度上来说，并且从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整体来看，康德哲学人学对海德格尔人学的影响远不如早期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思想人学对海德格尔的影响更大、更根本。

黑格尔是海德格尔所经常评判的近代形而上学的又一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在实质上可以说是相同的：黑格尔哲学是传统形而上学所达到的极端形态。海德格尔指出，分析思想与存在（现实）之间的关系是近代哲学的主要目的之一。近代哲学的实际进程就是把思想理解为主体性的根本方面，把存在者理解为思想的客体对象。这就是说，近代哲学从思想方面（以至从实践方面）突出了人的理性主体性。而黑格尔则把近代哲学这种本质性内容发展到极端。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事情本身就是思想，就是近代以来所历史地规定的主体性。当黑格尔说“‘不仅应当把（哲学的）真实的东西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时，那么这意思是说：只有当存在者的存在，在场东西的在场在绝对理念中自身成为当下自为的时，它才是公开的因而是完全的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