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夫差杀了伍子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谏言，顿觉耳根清净。他那被伍子胥屡屡强谏而被稍稍抑制的雄心，也立即开始了不受约束的报复性增长。

从当时天下的形势来看，齐晋楚秦吴五国实力最强。楚国，早在阖闾之时就已经被吴国征服。齐国，刚刚被夫差在艾陵击败。秦国，僻处西陲，陷入了漫长的低迷期，很少参与中原之争。那么，吴国要想称霸天下，最后一个对手就是晋国了。

其实，在称霸天下这件事上，伍子胥和夫差是没有矛盾的。他们的分歧在于如何实现称霸天下。

伍子胥一再宣扬“越国威胁论”，其立论的基础在于：越与吴邻，有不两立之势。（夫秦晋之国，我攻而胜之，得其地，不能居；得其车，不能乘。如攻越而胜之，其地可居，其舟可乘）

伍子胥的这个观点是对春秋前期各诸侯国之间博弈规则的一种突破。

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一个显著的，或者说本质的不同在于：春秋时期的强国，追求以势压人，弱小国家只要表示服从，愿意成为强国的盟国，就可以相安无事。从而，春秋时期的战争也不以杀人掠地为特征，只要征服对方即可。而战国时期就不同了，强国则以对弱国的兼并（包括土地和人民）为主要目的，往往出现杀人盈野、血流漂橹的惨烈场面。

吴越争霸之际，正是从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时期，也正是两个博弈规则的转换过渡期。伍子胥表现出了一定的前瞻性，但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伍子胥约略看到了未来的趋势，提出要兼并邻国越国，以壮大吴国，并指出了与远处中原的齐晋相争的不利之处。这是他的观点的前瞻性所在。但由于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伍子胥没能清晰、系统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并进而说服夫差接受自己的观点。

事实上，这个后来被称为“远交近攻”的伟大战略，还要在两百多年后由范雎对秦昭王明确提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吞并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但在范雎之前，各国还是盲目地进行征战争夺。只有范雎明确地对秦昭王提出：“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范雎事迹，详见“心理史记”系列之《快意范雎》）

所以，从整个时代大背景来看，我们既不能责怪伍子胥没能更好地厘清自己的观点，也不能责怪吴王夫差没有听取伍子胥的正确意见。因为，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强国之君，包括夫差和勾践在内，都依然沉浸在春秋时代的霸主思维中，不图占有他国之土地和子民，只求对方的服从与结盟。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法则潜移默化的作用下，夫差才不会觊觎吞并越国，也才会想着要与齐晋争雄。而颇有远见的伍子胥，因其观点超前而无人欣赏，最终被夫差一脚踢开。可惜的是，夫差以为自己踢掉的是一块拦路石，但其实他舍弃的却是一块压舱石。

夫差既已决定与晋国争雄，自然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他派出数万士卒，修筑了邗沟之后的第二条运河——渮水，贯通了沂水、济水，可以直通晋国。这一番巨大工程，消耗人力财力无数，自然不必多言。

伍子胥在吴国虽然没有朋友，但却不代表他没有支持者。太子友就是伍子胥所持观点的一个暗中支持者，他也担心父亲一心只顾称霸，却忽略了虎视眈眈的越国对吴国不利。

出于对吴国未来和自身利益（这个国家最终是要传给他的）的担心，太子友决定要对父亲进谏。

但是，太子友也非常清楚，自己决不能再沿袭伍子胥那种硬邦邦、直来直去的方式了。太子友思前想后，决定给父亲讲一个故事。

这一天清早，太子友拿着弹弓，急匆匆从宫中的后花园走进宫内，浑身上下湿漉漉的，还沾满了泥巴。夫差见到他这副狼狈模样，不知道这是太子友故意所为，感到很奇怪，笑着问他干什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