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废除劳教本是社会和思想界多年的呼吁，也是人权保障的可喜进展。《决定》提出以社区矫正取代劳教，本来也是取法民主国家以过失者从事社区公益来矫正人格的经验。但是,与他们的公民自治社区传统不同，我们的社区近年来有明显的基层政府化趋势，而我国在改革前又有“五类分子交群众管制”的恶规，“文革”时更发展为“群众专政”，受政治煽动而为所欲为的“群众”施虐比专职警察还肆无忌惮,其对人权的恶性侵犯往往有甚于劳教，以至于当时有“关、管、杀”（关押、管制、处决）之说。改革初期随着“右派”改正和其他“四类分子”脱帽,这种“群众管制”的弊政就革除了。（尽管我国刑罚中仍有管制一说，但作为一种短期约束已与过去的“群众专政”含义不同。）今天如果社区的特点不变，人权保障也没有进一步刚性化，那么废除劳教后会不会让这种已取消30多年的“群众专政”弊政复活呢？把“犯人”从专门的“教养”场所移出，交由“群众专政”，能带来人权的进步吗？

再如土地“确权”和推动“流转”也是民间过去多年的要求，可是具体怎么搞也还是语焉不详。农户被“确”给的到底是什么“权”？面对强势者的侵权，农户的这个“权”能得到保障吗？土地流转近年来常被当作政府推行“规模化”农业的手段来提倡，而“发展家庭农场”的说法也把国际上泛指的家庭农业（这个意义上的家庭农场我国在大包干改革后就普及了，何需现在“发展”呢？）偷换成了“上规模的”家庭农场概念。这当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只提土地“流转”而不说买卖和交易（甚至不是“使用权”或“承包权”的交易），是否暗示这种“流转”可以是非自由交易性质的，即可以是“政府动员”下的强制“流转”？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决定》公布后各地强制圈地之风并未消弭，甚至由于《决定》提倡市场经济的利好，各地掀起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此风还有日长之势，不能不让人忧虑。

如此等等。显然，对于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形势，我们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60个要改令人鼓舞。不过在我国，否认老百姓的服务问责、让其自生自灭的“不找市长找市场”式的改革历来比较容易，至少比西方政府想推卸福利责任容易得多，而限制政府权力使“市长不找”百姓的麻烦、“市场找”到应有的活跃，这样的改革却比较难，至少比那些民主国家难很多。如今我们让百姓“不找市长”的改革已经30多年了，成就和局限也都很明显了，我们的“市场”自由度仍然不够，但人家那种“社会主义”却已经不能再少（百姓要求更多），那么今后的改革能否向百姓有权“找市长”、市长未经百姓同意则不能“找市场”的方向发展？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迟早会有这样的要求，而我们如果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更无法回避这种要求。当然，这样的改革就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了。我们可以仍然渐进，但前提是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话说回来，前文提到的“这‘福利’不是那福利，这‘市场’不是那市场”确实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尴尬，别人无论“自由市场”还是“福利国家”都不会有这种尴尬。当然他们会有自己的尴尬，但我们不能“直把杭州作汴州”。中国永远会有自己的特色，就像所谓的“西方”中任何一个国家也有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特色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当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是冲着“苏联模式”来的，指的是中国应当勇于不同于苏联，不同于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借鉴他山之石，更不是说自己的任何东西包括弊病都理所当然。道理很简单：如果任何“中国特色”都是理所当然，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改革，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去掉某些“中国特色”。过去的改革是这样，三中全会掀起的这一轮改革也应当如此。

（原载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