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官员的任期有限，而债务的期限可能长于官员的任期，因此可能出现一种道德风险，即本届政府用债务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相关官员并由此获得了高升，而其留下的债务却要下任政府偿还。

银行存在的问题与地方政府相似，银行高管也受到短期利益的激励，发放了不负责任的贷款。

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和银行这种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中央政府会对这些贷款进行隐性担保，而中央政府本身对此也是含含糊糊。

这种局面导致的结果是市场默认中央政府会为地方政府和银行兜底，就像在城投债市场中，投资者默认地方政府会在本地城投债出现还款困难时伸出援手一般。这些行为滋生出了大量的道德风险，假如政府和市场不对此进行抑制，那么它便会像滚雪球一样膨胀，最终超过经济体的承受能力，甚至引发债务危机。

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采取措施限制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的增长。但地方政府通过债务市场、信托和理财产品获得了新的融资，结果这导致城投企业的总借款额依然在上升，而投资者之所以敢借款给地方融资平台，其背后的假设恐怕也有部分是基于地方和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中国的政府债务前景做如下判断：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风险不大，但是，除非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不确定），否则部分地方债务违约是可以预期的，而且这实际上已经大面积发生了（即展期）。

这些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未来如何埋单，将是银行、投资者、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博弈的结果。

从这些角度而言，惠誉对中国信用的降级以及张克副会长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原载财新《中国改革》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