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使用心理分析的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床和梦的解析不是选项。如何接近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接近政治领导者的问题，妨碍了直接的面对面的心理分析。因此，许多把心理分析路径用于政治人物分析的学者使用了心理传记方法（psychobiographical method）。心理传记涉及对个人的生活历史的考察。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心理传记都是心理分析。［1］其中一些心理分析聚焦于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或者自我防卫理念（e g ，Glad，1980；Hargrove，1988；Link & Glad，1994；Renshon，1996）；而另一些则集中于特定种类的人格失调（personality disorder），其范围包括从自恋症（narcissism）到妄想狂（paranoid）（e g ，Birt，1993；Post，1991，1993a，1993b；Volkan，1980）。通常，心理传记采取的研究方式是，对个体领导者进行详细深入的案例研究，追踪他们从早年儿童期到青年成年期的个体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发展。由于某个假定是，领导者的人格或者政治风格受到了他们早年儿童期社会化经历的塑造，所以，心理传记一般致力于认定跨时间的一贯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可以使用心理分析得到解释。［2］

高品质的心理传记研究中最重要的范例之一就是亚历山大（Alexander）和朱丽叶?乔治（Juliette George）所写的关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研究。在亚历山大和朱丽叶?乔治的名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豪斯上校》（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1964）中，两人使用了一种心理分析研究路径解释了威尔逊在白宫期间高度道德主义的、僵硬的和毫不妥协的政治风格。他们认为，这是其童年时期生活在严谨的加尔文教徒家庭的结果。在这个家庭中，道德与善恶差别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强调；威尔逊的牧师父亲经常为了他的任何越轨行为而严厉地惩罚他。结果，威尔逊形成了一种僵硬的、强迫性的政治人格；由于这种政治人格，他致力于完成伟大的政治成就，以补偿他的自卑感。由于威尔逊同自己严厉的、拘谨的父亲的难以共处的关系，所以，他对权威人物表示轻蔑，并且把他们的批评内化为针对自己人格的批评。威尔逊不仅以绝对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而且认为，在道德问题上妥协是不道德的。乔治两人认为，正是这些在他的整个童年期和青年期所形成的模式引领他进入白宫。的确，威尔逊在创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努力中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十字军东征。他同参议院多数派领袖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他最终挫败了威尔逊把美国带入这个组织的努力）的冲突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同另一个僵化的权威人物——他的父亲的再次冲突。威尔逊的政治人格以及他（不仅在他所谓的道德事务上，而且在他同洛奇的冲突中）缺乏妥协能力，被乔治两人看做他在加入国联问题上遭受政治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们已经提到过，对人格与政治进行心理分析的另一个重点是精神病理学，或者心理失调研究。政治领导者的行为有可能是精神病理的产物；对这种行为加以考察，开始于拉斯韦尔（Lasswell）的《精神病理学与政治》（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1930/1960）一书中。在这本书中，他坚称，扮演政治角色的某些人的行为受到了他们的变态心理的影响。对于弗洛伊德的原创观念，拉斯韦尔给予了现代精神病理学的理解。以精神病理学的鉴定为基础，许多政治人物也得到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