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活动准则（operational code）的研究是本章中要介绍的研究政治领导者特性的最后一种路径。活动准则概念最初是由莱茨（Leites，1951，1953）在他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与信念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的。他的工作后来被乔治（George，1979）所修正，并剔除了心理分析的成分。乔治将活动准则重新加以概念化（参见表2—3），以表示对于10个问题的答案；这10个问题以一位领导者的哲学信念（philosophical belief，政治世界的性质是什么）和工具信念（instrumental belief，什么被认为是最好的实现目标的策略与战术）为中心32。活动准则作为构想，表示领导者关于世界的整个信念体系（即它如何运作，它是什么，哪种行动最有可能成功，等等）（George，1969，1979；Holsti，1977；Malici & Malici，2005；Walker，1983；Walker，Schafer & Young，1998）。为什么在探讨人格的一章中对活动准则加以探讨，而不是在探讨信念的一章中对它加以探讨？原因很简单。活动准则对于受到考察的人们的人格而言是独一无二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活动准则把动机（一种人格因素）同信念联系起来。使用这种框架的学者们认为，它所表示的信念是激发动机的力量，也是信息处理的过滤器。

表2—3活动准则：领导者的哲学与工具信念

哲学信念工具信念

政治与政治冲突的基本性质，和对对手的意象为政治行动而选择目标的最佳路径

对于获得自己的基本政治价值的一般期望怎样最有效地追求这样的目标与对象

政治结果可以被预测的程度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动风险的最佳路径

政治领导者可以影响历史发展与控制结果的程度行动时机的选择问题

偶然性的作用促进个体的利益的不同手段的功效与作用

资料来源：From “The causal nexus between cognitive beliefs and decision making behavior”（p 100)，by A L George，1979，in L Falkowski（Ed )，Psycholog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CO：Westview Press。

乔治（1979）认为，信念不同于态度，它们表示“关注于基本的、不变的政治与政治行动问题”的主要信念（p 99）。使用这种技术的学者认为，通过对领导者的活动准则的理解，可以对他们可能的政策制定风格和政治行为获得一种更好的理解。在定量上或者定性上通过对决策制定者的发言、访谈、作品和其他口头与文字材料的考察，活动准则可以被构建起来。这种技术在政治学中有一种悠久的应用历史，习惯上被用来考察广阔范围内的政治领导者。此外，一种对于活动准则进行自动化破解的方案——语境中的动词（Verbs in Context，或者VICs），使用了增量成形器计算机程序；它在使用活动准则评估世界各国领导者中得到了迅速扩大的运用（Schafer & Walker，2006）。VICs有时缺乏使用传统的乔治活动准则进行案例分析时所具有的丰富的定性特征；然而，它却以相对的易用性替代了严格的定性特征和破解大量有关领导者全部材料的能力。这种活动准则文献中包括对于广大范围内的政治领导者的研究，包括约翰?福斯特?杜勒斯（Holsti，1970；Stuart & Starr，1981）、约翰?F?肯尼迪（Marfleet，2000；Stuart & Starr，1981）、亨利?基辛格（Stuart & Starr，1981；Walker，1977）、伍德罗?威尔逊（Walker，1995）、吉米?卡特（Walker et al ，1998）、美国总统和国务卿（Walker & Falkowski，1984）、弗拉基米尔?普金（Dyson，2001），以及大量典型的世界各地的领导者（Schafer & Walker，2006）。

比如，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金的情况中，由戴森（Dyson，2001）所从事的一项活动准则分析提出，在围绕着哲学信念的五个基本问题中33，普京会：（1）把政治生活看做和谐的，因为它由法律、规则和规范所支配和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