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幢房子正门口，一左一右立着两个中国造型的石狮子，屋里也是挂着中国字画，摆着中国老式家具。不懂内情的人，都以为这儿住着的肯定是中国侨民或是华裔美国人。

其实不然，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名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就居住在这屋里。客厅柜架上摆的中国古董中，有一个明代瓷瓶，就是他任驻华大使参与国共和谈时周恩来赠送的。

这幢独立而带草坪的普通房子，在华盛顿西北区28街，门牌第5312号。

1962年9月19日，贫病交加的司徒雷登就在这幢房子里去世。

13年前，杜鲁门否决了他欲赴北平的请示之后，司徒雷登就于1949年8月2日登上一架美军运输机离开南京回国。当他被助手搀扶上舷梯时，他曾经于心不甘地扶着舱门，回过头来，黯然神伤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他真不愿意相信这就是自己在中国最后的结局。

飞机飞经冲绳，他就忍不住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什么只要中共新政权保持中立，美国就会与其保持经济往来，然后会考虑给予承认。但是，美国国务院说他多嘴。他在华盛顿刚刚下飞机，就被人接到国务院接受训令，上级给他规定了“三条不准”：不准演讲，不准谈中美关系，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他感觉到自己似乎成了犯错误的人。

当时，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极其猖獗，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来往的人，都受到监控、盘查与围攻，有的甚至被投进监牢。麦卡锡等大肆追查是谁“丢掉了中国”。谢伟思、戴维斯等一批年轻的外交官因主张支持延安抗战，而被打成“通共”分子，被从国务院除名。回国不久的司徒雷登，也被开列上了麦卡锡主义的“通共”黑名单。

但是，他另有一件偶发的不幸事使他逃过了麦卡锡分子的纠缠。

他从中国回到华盛顿不久，1949年11月，他应邀去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严重中风，摔倒在厕所里。随即被送往马里兰海军医院，受到特别护理，至次年3月出院；这年7月至9月，又因中风复发再度住进纽约长老会医院。出院之后，已经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基本卧病在床。他的亲生儿子杰克在密西西比州当牧师，收入微薄，没有能力照顾父亲。于是，他就全靠“义子”傅泾波一家人照料。华盛顿西北区28街这幢房子，就是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购置的。得病后，他待在二楼很少下楼来。

一天，一个名叫科恩的麦卡锡分子带了几个人上门来了。科恩是麦卡锡的得力干将，此人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对傅泾波说了两条：一是要带走司徒雷登去“过审”，接受当面质询，交代通共的罪行；二是交出其在中国期间所记的日记。

傅泾波料到他们会上门找麻烦，早已准备了对策，就不紧不慢地说：

“司徒雷登先生年事已高，得了半身不遂，已经不怎么能说话，就是说了也听不清，加上行动不方便，大都待在二楼上，很少下楼。你们要他去接受当面质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先得签订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老人因出席听证会或者接受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者发生其他不可预料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科恩一听，与几个同行商量，提出说：“人嘛，我们不带走了，他的日记是要拿走的。”

傅泾波仍很客气地说：“私人的日记嘛，我就不大知道了。那是纯粹个人的事，你们上楼去问问他本人吧，只是他说的话连我都很难听懂。”

科恩一行人，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悻悻地空手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