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巷13号，是一个单门独院的两层别墅式洋楼。是早年苏联政府赠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它四周有铸铁栏杆，属于沙俄时代的建筑，有大小不同的宴会厅与客厅。国民党政府在1934年将其改做驻苏联大使馆。国民党的著名人士颜惠庆、邵力子、蒋廷黻、杨杰等都曾出任驻苏大使，在40年代后期驻苏“大使”是国民党外交部里名气不是很大的外交官傅秉常。

傅秉常原是孙科的密友，30年代曾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任委员长，1941年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抗战后期，外交部长宋子文长期在海外，于是由蒋介石自兼代外长；平时有关重要的外事活动，特别是与美英大使见面，就要求傅秉常向蒋介石提供书面报告。蒋介石对傅某甚为满意，不久就让其出任驻苏大使。

抗战胜利前夕，傅秉常曾经先后陪同宋子文、蒋经国等要员，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谈判交涉9次，签订了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傅秉常已经在莫斯科连续任了多年大使。1949年初，傅秉常得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西方各国大使滞留南京，而苏联使馆却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在别人还对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心存奢望时，他已经预感前景不妙。他判断说，别看美国、英国等驻华大使都留在南京，待中共新政权成立后，首先给予承认的绝不是美国、英国，而首先是苏联。果然，情况的发展与他预见的完全一样。

国民政府南迁至广州后不久，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3月中，何应钦电召傅秉常回广州谈话，打算任命其为外交部长。傅秉常内心觉得国民党政权日薄西山，因而坚辞不就，表面推托的理由是自己对美英等国家不甚熟悉，且无声望。何应钦也无可奈何。傅秉常对何应钦要求说，他出使苏联已满两届六年，而且长期担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领袖大使，一旦中共新政权诞生，苏联首先承认当是毋庸置疑，他想借此下台，回莫斯科辞行，“以保全颜面”。何应钦还是批准了他的要求。

傅秉常经巴黎回到莫斯科没几天，消息传来，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占领南京，傅秉常在莫斯科就更坐不住了。

5月中旬的一天，在一个外交场合，他听见几个东欧国家的驻苏使节在聊天，向往着最好下一个任期能到中国去当大使，可以领略一下东方古国的神秘文化。他听得心里忐忑不安，就端着酒杯去问美国驻苏大使：“共军过江占领了南京、上海后，你说斯大林会不会承认毛共政权？”

美国大使很理解与同情这位国民党大使同行，但因为国务院已经打招呼，美国正在调整对华政策，等待“尘埃落定”，就对傅秉常安慰说：“傅大使，据我所知，目前中共只在东北、华北建有地方政府，中共连国家政权都还没有建立，现在要谈外国承认他们的问题，我认为为时尚早！”

傅秉常又问：“我不明白，为什么贵国的司徒雷登大使不随国府南迁广州，还留在中共占据的南京？”

美国大使先是有点尴尬，很快便狡辩搪塞说：“司徒老先生上了年纪，忍受不了广州漫长而炎热难耐的夏天；另外，他留在南京，无非是盼望国军早日打回南京来嘛。”

傅秉常听了，只得苦笑而已。

5月下旬初的一天，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听说傅秉常以“任期届满”欲辞行的理由要求见面，很快就安排了会见。两人本来在莫斯科就来往不少，彼此很熟悉，但对苏联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前景，各自都心照不宣。维辛斯基不提谁来继任，傅秉常也不谈后事，两人只是谈了一下在莫斯科所建立的私人友谊，维辛斯基送了自己刚出版的英文版外交著作给傅作纪念。傅秉常特别告诉维辛斯基，自己将告别政界，寓居巴黎，且将在美丽的巴黎市郊物色一个住处，想过一下安闲的日子，到时将好好读一读你送我的著作。言外之意，是想表明他不愿意再追随国民党政权了。

5月30日，就在傅秉常离开苏联到达巴黎这天，苏联政府宣布从广州召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