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从一般性问题转向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了，即说明无论是根据民主就是许多人同意叫作民主的东西这一说法，还是根据个人约定——即根据对个人所遵循的惯例的强调，而这种惯例通过定义成为正当的，因为它是一种约定——对于回答“什么是民主”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不，对于“什么是民主”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谈论民主这个字眼，也要——尽管是暗示性地——谈到它的语义场，即充实或补足“民主”的一整套概念。再者，还应当清楚，我这里所谈的严格地局限于政治学词汇，我的论题不是一般的语言发展动因——这应当留给语言学家自己去做——而只是这个进化过程的一个侧面，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政治学关键术语的塑造过程。

为什么主流的民主理论长期满足于稳定的（而不是易变的）语言“惯例”，解释这一现象的最好理由就是，大量进入民主定义的所有那些术语，始终是由经验塑造的，反映我们作为历史的经历者所学到的东西。从论证的角度说，确有很多可能的民主，即从逻辑上说得通的民主，却没有很多从历史上说可能产生的民主。如果当代民主的含义背离了它的古希腊含义，与“自治的人民”几乎无涉，这种变化正是人民自治失败的历史反映。同样，诸如自由、压迫、强制、正当性等等术语，都获得了一种在时间过程中的意义稳定性，因为它们无不充满了历史内容和历史性质。

西塞罗（Cicero）有句名言：historia magistra vitae（历史乃生活之师）。可以把这句名言加以引申，改写为历史乃定义之师，即历史也能支配定义。布尔多亦有绝妙表述，人被历史同化，历史则体现在他的存在中。然而，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语言首先是以往经验和知识的宝库。另外，密尔说得好：“语言是经验积累的保管者，对于这种经验积累，所有以往的时代都作出了一份贡献。”因此在密尔看来，语言是过去的实践的“养护人”和“保管人”——的确如此。所以说，词语骗子确实存在，而且很容易分辨。他们是这样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个事实，即词语是经验的容器，或者说是经验的载体。

回到民主这个话题，我的论说可以总结如下：这一术语的核心意义既不是约定性的，也不是任意的，因为它植根于历史，源于历史。更确切地说，民主一类词是一些速记报告，它们旨在传达一些我们作为有经验的人在某些事情上应当如何作为的观念，关于这些事情，每一代人都是从没有经验开始的。如果事实如此，如果民主一词是个历史经验的载体，其含义是通过无穷的探索与失误的过程而得到稳定，那么结论必然是，不但无法把自由定义的要求和甘愿无知的权利加以区分，而且语言的约定论根本就没有领会语言的基本属性。就算我们能从语言的起源中发现什么约定俗成（这不是没有希望的事），我们自己也不是鼻祖，我们并不是从空白状态起步的。我们不是一些试图搞清楚如何盖房子的“高贵的野蛮人”，而是一些已经住在这幢房子第30层的居民，就是说，在我们之前已经过去了30个世纪。那么，我们怎么有权随兴之所致地给“民主”定义或再定义呢？如何才能实现没有压制的统治，这个问题从西方文明的源头上就被提了出来。“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就是我们目前回答这一问题的方法。但是，在作此回答时，我们是在回顾由千年探索与失误所铸成的行为结构和行为模式，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重蹈失败的覆辙。

诚然，我们不能满足于世代相传的知识。但这并不是赞同或动手将其废弃的理由。无论我们是否体会得到，我们的观念只有极少一部分是“我们的”。无论如何，它们可能是非常天真的、不起作用的或愚蠢的。历史是我们仅有的大规模的经验实验场。因而，检验我们的观念的是历史，这是一种反映了概念发展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