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大多数观察者都会以如下证据作出否定回答：随着时空的不同，不同的人总是怀有不同的价值感受，历史既是价值观念的坟墓，又是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的仓库。但这是确凿的证据吗？它跟这里的问题有关吗？我不这样认为。

比较的问题只能针对位置适合于作出回答的背景提出。譬如问某人愿意骑马还是愿意开车旅行，至少在他看到一辆车或一匹马之前，他可能无言以对，或者他的回答毫无意义。询问人们的偏好，而他们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任何选项，也就是说，没有可以进行比较的东西，不但不得要领，而且还会完全把人引入歧途。明显的事实是，有无数的人不可能选择某物而不选择他物，因为他们看不到有什么“他物”。他们的生命完全受他们所处的人类（或非人的）环境的左右，他们被封闭于其中。因此，为了弄清楚世界各地的人是否具有某种共同的终极价值偏好，我们必须首先确定这项调查适用于哪种背景。如果这个决定性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我们显然只能发现价值的世界不是和谐，而是混乱。然而，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欺骗性证据。不妨补充说，问题不仅是将我们的背景简化为人民（比较的术语是为他们而存在），而且要确保我们没有向他们提出超出他们理解力的问题。目前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居民，用分析和抽象方法去认识世界，将“价值”作为可辨实体的人，甚至连四分之一也不到。对价值的特殊性进行有意义的理解，要以相当高超的抽象能力为前提，进一步说，要有一种把事实与价值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但很多文化并不这样做。

因此，对于经验主义问题——是否有某些价值观念受到实际的偏爱——我们只好以冷静的说明作结：我们无疑可以排除大量反证，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并未掌握充足的确证。这样一来，对这个问题的经验主义表述必然演变为一个辩论性的场所，即演变为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有可能合乎理性地合理证明生命、安全和自由是非常可取的价值吗？人们立即会问：在什么意义上非常可取？问得好。至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1）人们缺少它们，所以偏爱它们；（2）它们是比我们可能追求的无论什么价值更加重要并制约着这些价值的好东西。显然，这种论证的后一部分才是关键所在，即如何为生命、安全和自由提供理由，以确保它们是作为极端重要的价值而得到珍爱。

考虑到“价值”是抽象建构，辩论性的论证（可以说）最好是通过提出以下具体问题来展开：更愿意拿不准明天是否还活着（自然死亡除外）而不是获得明天还活着的保障；更愿意蹲监狱而不是待在家里；更愿受到人身伤害不是禁止肉刑；更愿意一无所有而不是占有；或者干脆，更愿意无论什么选择都受到某个喜怒无常的全能主子的阻挠，有这样的人吗？我想，当然可以想象有这样的人。然而，姑且不论统计学上那些不可避免的例外，只有符合这样的条件，即这种人甚至无法理解上述各种选择的含义，他们的存在才是可以想象的。有人从未品尝过自由和法律的保护，终生过着动物般的生活，是无法回答这类问题的，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当他了解了这些价值之后，仍不对它们产生向往。因此，尽管有无数人实际上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可以与目前有所不同，我也很难用任何理性的方式证明，一个人会宁要死亡、肉刑、监禁和家产或收成被任意霸占，而不愿避免这些事情。

可以反驳说，我的论证不完全切题，因为它只是在维护许多选择序列中的一个。反驳的理由可以是：人们很容易指出，自由胜过不自由，但怎么能说自由胜过——比如说——平等呢？我还没有进入这种讨论，因为我将在后面详加论述。然而有必要解释一下，在已经作出的陈述中，我基于两个原因没有把平等考虑在内。第一，这里所界定的自由，是与生命和安全——自由最具体的基本表现——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