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法德历史性和解相比，中日无疑错过了战后的黄金时期。时至今日，双方甚至进入了某种“和解疲劳”。历史问题通常被理解为阻碍两国和解的绊脚石。表面上的分歧是，日本担心中国没有解决“未来的问题”——中国崛起将会对日本构成威胁；而中国担心日本没有解决“过去的问题”——历史问题不解决，军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

但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当代史”，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从本质上说也都是现实问题。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何以有过蜜月期。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它无法改变，会改变的是当代人对历史的诠释与态度。而这些变化中的诠释与态度，都是现实问题，而非历史问题。如果我们不以法德和解为标准答案，80年代的中日和睦可以说初步完成了中日之间的“历史和解”。

变化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中日历史问题的背后，更多是现实利益的纠葛。民族主义至今魅力不减，在于它能给人带来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并发泄心中的不满。政客鼓吹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报纸在经营压力下迎合民意向右转，出版社印刷hate speech（仇恨言论）类书籍，这些都不是难解的历史问题，而是什么生意最好做的经济问题。

其实，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内部无论是两岸之间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都需要达成某种和解。日本投降后，许多日本军人都对中国人感恩戴德。一个日本战犯，如果同时住过前苏联的西伯利亚战俘营和中国的抚顺战俘营，他就知道中国人有多么宽宏大量了。这些历史细节让我看到中国人“礼外”时的“以德报怨”（这也是中日之间的和解基础）。如果中国人在“法内”时也能够“以德报怨”，至少不是“以怨报德”，中国内部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和解一定会好看很多吧。

我喜欢金子美玲的《积雪》一诗，并把它用在了扉页上。人不能相互理解与同情，和各自所处的位置有关。几个月来，我试图从书本和日常生活中去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所思所想与喜怒哀乐。即使是和一位极右翼图书的出版人坐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像熟人一样交谈，我理解他如何为生活所迫，也看到了他人性中善的一面。

但我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一遍遍提到中日和解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原谅了日本曾经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须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恨：一种恨是有仇必报，另一种恨是明辨是非。我属于后一种。

在整理完这部旅日书稿后，我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几年间我先后与几位中国学者受邀出访日本，因为中国当下政治与社会存在着一些或重或轻的问题，有些学者对日本只有无节制的赞美，而对中国人的历史情感与现实利益缺乏必要的同情。我不喜欢沾染这种一边倒的倾向。为了平衡我在日本的美好记忆，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和日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我花了大概一周时间，在家里逐页阅读了几本有关抗战时期江西各县受害者的口述史。此前我一直在抗拒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反对窥伺苦难和“人权色情”（human rights pornography）的癖好，而是因为内心的某种不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曾经说过，遗忘就是把一个人杀两次，而我担心回忆与见证也能把一个人再杀一次。

最后，我还是坚持读完了整整两千万字的苦难史。那几天，我与其说是在读书，不如说是在口述者的带领下参观地狱。书中很多罪行是重复的，但也因此起到了很好的交叉验证的效果。无数惨痛的事实再次向我表明，中国广遭诟议的抗日剧不过是童话，它没有言及当年日军在华所犯罪恶的万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