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人的命运本身将有助于我们看清历史并促成人的和解。我在日本的一些乡村旅行时，偶尔会看到几块侵华士兵的墓碑。我知道当年日军如何作恶于我的故乡，然而当我站在这些紧靠村庄的墓地边上，看着远方风吹稻浪时，却一点也恨不起来。他们曾经在自己的土地上世代务农，却背井离乡做了帝国的炮灰。我恨他们犯下的罪恶，但又同情他们在这颗美好的星球上度过了可怜又可恶的一生。

我曾和学生们谈到日本侵华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同时指出中国不仅要防止来自外部的杀戮，更要防止来自内部的杀戮。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有个学生反驳我说：“老师，我认为你说得不对。外国人杀中国人，是侵略；而中国人杀中国人，是内部进化。性质不一样。”我无法认同这位学生的观点，但它的确具有代表性。在这里，国民的观念仍然优先于人的观念。

理想的状态是：当日本人杀中国人，中国人要对日本的凶手问责；当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也要对本国的凶手问责。同样，当日本民众反思战争时，不仅要反思战争给本国带来的痛苦，也要反思战争给他国带来的痛苦。所谓历史和解，归根到底是要重新回到人的命运本身，对人类的苦难历史抱以广泛的同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可靠可行的文化与制度，避免苦难再次降临。所谓永久和平，不只是两国不再开战，更是人与人之间不再互相杀戮。

江西曾经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我在星子县寻访抗战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位抗战老兵，年轻时他们都当过庐山游击队的分队长和机枪手。临终前的一些日子，两位老人先后和来访者吐露了隐藏多年的心事——他们为自己当年打死过那么多日本兵感到“不安”。一个说，“日本佬也是人”；一个说，“那些被打死的也都是些年轻的后生啊！我感觉我担了‘过分’（星子县方言，意为‘做了缺德的事’），我有罪啊！”

没有人会认为两位老兵有罪。我一直相信慈悲乃人之神性，这恰恰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雨果借小说《九三年》强调革命之上有人道主义，我则认为一切正义都应始于慈悲，并终于慈悲。

日军当中有些被洗脑者也曾相信他们参与的大东亚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将黄种人从白种人的压迫中拯救出来”。然而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错了。石原莞尔寄望日军像中国古代的“王师”，然而我在他的思想里没有找到一点慈悲。能杀死一个人的，不是刀枪，也不是人性中的欲望和恐惧，而是“人可以被杀”的观念。当这一观念开始“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时，能对它说不的，除了抵抗，还有来自人心底里的那点慈悲的天性与自然的精神。当年日本兵在战死前呢喃着“妈妈”而不是高喊“天皇万岁”，也是受到了人性中那点美好天性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