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开始，我在《光明日报?史学》陆续发表了一组读书札记，一共9篇，题为《清代政治文明杂谈》。由于写的时候并非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得空便写一点，所以全部刊发完，前后竟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有朋友建议，如果把这些短文集中起来，也许能给愿意翻翻的读者提供一点方便。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也表示了同样的想法。我便将这几年写的主题大体相近的文章收集了一下，编成这本小册子。因为文章内容主要是讲政治伦理，也就是现在通称的“官德”，所以书名就叫做《清代官德丛谈》。

这些文章都很短，每篇大都两千多字，花不了十分钟就可以读完一篇。这当然是为了适应报刊的需要，但也正是我所努力追求的。

少写长文，多写短文，是我进入古稀之年后立下的一个心愿。

所以有这个想法，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自己年岁渐长，精力渐衰，研究宏大主题，创作鸿篇巨著，难免会有力不从心之感。纪晓岚在谈到为什么写《阅微草堂笔记》时，讲了这么一段话：“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纪晓岚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时，不过60多岁，像他这样的学问大家，尚且感到“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何况我辈，自然更应该有自知之明。写点小文章，“聊以消闲”，正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但更主要的却还有另一个原因，是根源于我对如何更好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一点思考。这些年来，历史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但发展中也存在某些危机，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研究同社会生活的联系相对薄弱。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读者面却十分窄小，通常局限在少数同行专家之间。广大群众接受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往往是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故事或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本来就不是以传播历史知识为职志，有的甚至公开申明是在“消费历史”或“戏说历史”，但人们偏偏误认为所讲的就是历史的真实。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但我们不能禁止人家写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而必要的虚构又正是文艺作品同史学著作的本质区别之一。所以，倒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自己，需要改变某些传统习惯，更加努力地写一些能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喜爱的东西。十几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短文，题目叫做《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其中说：“史学工作者的作品中，很少有以史学界以外的广大群众为读者对象的。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只是作为史学界一部分同仁交换研究心得的手段。”这当然十分必要，但却远远不够。“史学家还要善于跨越史学界，关注社会，关注群众，重视对全社会提供对于当前社会生活有借鉴意义的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认知。”“任何一门科学，哪怕是最深奥的学问，如果不同丰富鲜活的社会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不同广大群众发生密切的关联，就不可能有生命力。”我努力去学习写一些随笔、小品之类的杂文，就是实践上述想法的一个具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