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80921。

封建政治充斥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对抗。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种“政治权力”早已独立于社会之外，“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为社会的主人”（《反杜林论》）。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套用一句我国先哲的话，“官视民为草芥，民视官为寇雠”，则是封建官民关系的常态。

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作为传统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统治者常常宣扬“重民”思想，提倡关注民生，关心民瘼，强调“为政以爱民为本”。这种观念在清代得到广泛的传播。康熙皇帝在上谕中就多次提到：“朕事事以百姓为念”，要求各级官吏要“念切民依”，“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但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康熙政要》，卷1、卷9）。

这种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其实也并不难理解。一方面，任何一个略有头脑的统治者，大抵都能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知道“天下之治乱系乎民”。另一方面，“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清初王夫之的“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等等，这些思想一脉相承，在封建时代一直同“尊君”观念并行而不绝。这不能不在政治文明中得到强烈的反映。在清代名目繁多的“官箴”类著作中，宣扬“国家根本在百姓”、“为官一方，必为民出力”的内容，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曰“爱民”。有的书中把“爱民”提到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的高度，所谓“朝廷设官，原以为民。官必爱民，乃为尽职”（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只有从爱民出发，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常怀一点爱民之心，时时刻刻皆此念充满于中，自然事事为百姓算计，有一民不被其泽，便如己溺己饥，安得无不忍人之政？”（《朱舜水集?问答三》）有了爱民之心，便能实心任事，勤于政务，不因一己的利弊得失而顾盼彷徨。金庸斋《居官必览》称：“充我恳恻爱民之心，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氤氲氲，盈满于胸中，发而施之于政事。凡世俗之毁誉利害，休戚得失，一毫勿使芥蒂于心，以杂我正念。”（乔立君主编：《官箴》，396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相反，如果为官者缺乏爱民之心，只知谋一己之私，则不但会祸害百姓，残民以逞，而且会动摇政治统治的基础。同书尖锐地指出：“乃居官牧民者，逞志作威，严刑聚敛，贱民如粪土，疾民如仇雠。非但我之一身，罪孽山积，独不为国家根本之计乎？”（乔立君主编：《官箴》，462页）

二曰“利民”。不但要“存爱民之心”，更重要的是要“行爱民之政”，也就是要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为民谋利，造福百姓。“利民”的要义是一切政治举措，要时刻注意为百姓兴利除弊：“膺民社者，不必广求施济，但询其利害所在，害民之事，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利民之事，早兴一日，则民多一日之安。”（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卷2）前引《居官必览》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为民牧，一方生灵，皆系于我，庶几夙夜焦劳，靡解厥职。民之所乐，我则遂之；民之所苦，我则除之。纵不能智虑毕周，跻斯民于衽席，然我为官一日，自当尽一日之责。”（同上书，397页）有的提出“官必好恶同民”的主张，“凡百姓所利，官亦曰利”；“百姓所苦，官亦曰苦”（袁守定：《图民录》，卷4）。也有的说，“事关民生”，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蒋士铨：《官戒诗》）。官员们以百姓之苦乐为苦乐，以百姓之是非为是非，虽然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和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真正实行决非易事，但能够提出这样的命题，并且作为政治道德与行政良知的追求目标，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