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如果是清正廉洁的，小臣们也就会“有所顾畏，不敢妄行”；中枢的京官们假如都能奉公守法，地方督抚也自然能“慎守公令，洁己爱民”。这就是高官们的正面表率作用。但实际情况是，高官们口头上信誓旦旦，“自谓清正无私”，行动上则“往往营私作弊，有玷官方”；而身负纠察之责的言官，又大都“瞻徇情面”，对官员们的贪黩行为噤若寒蝉，不作一声，使仅存的一点封建官僚体制内极为微弱的权力监督功能，也变得形同虚设。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康熙帝认为“今日之弊，莫大于此”，实在是一语中的，决非小题大做，更不是无病呻吟。

大臣乃倡廉肃贪的关键，这首先是因为他们身居要职，位高权重，他们如何居官任事，必定会对政治生活与社会风气产生重大的影响。一个普通小吏，如果丧失廉耻，就会胡作非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最终不免“祸乱败亡”，“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乎！”（陈宏谋：《从政遗规》，卷下）其次，大臣一旦身涉贪贿，就从此失去了政治上的指挥权和发言权，再也无法堂堂正正地做人，理直气壮地施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己不正焉能正人”的道理。“故欲治人者，必先治己。己不能正，而责人之不正；己不能廉，而责人之不廉，未能效者也。”（徐世昌：《将吏法言》）更加重要的是，大臣的一举一动，起着示范和表率作用，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无形之中必定会影响到整个吏治，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如果热衷于以权谋私，贪黩成性，下属们自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官爵愈大，统辖愈众。一人受赂，则千人骫法；千人弄法，则万人助虐”，最后甚至可以造成“乱天下”的严重结果。（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这种自上而下的扩散效应，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我取一也，下取百焉；我取十也，下取千焉”。“我所取者一回，而旁人中饱，不计次数矣。”（同上书）一般来说，一个身居高位的巨贪，总会卵翼一批爪牙；那些贪赃枉法之辈，也总要找一个执掌大权者作靠山，他们沆瀣一气，上下呼应，把政治风气搞得乌烟瘴气。大家十分熟悉的清代最大的贪官和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和珅尊宠用事，以聚敛自丰。是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辈，赃款动至数百万之多，皆恃和珅为奥援。用事二十余年，康、雍、乾三朝之气，尽斩丧于一人之手。”（徐世昌：《将吏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