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断狱判案为例，提供庸官殃民的实证。每有命案发生，“有司之悠忽者”往往“迟延日期”，不予置理，直到“尸身发变”，不得已才慢吞吞地赶到现场，“又以亵秽为嫌，远坐他所，止凭仵作衙役混报，既未目击，又不令两造面质，草草讯供，游移通详”。审案时又“听断乏才，优柔不决，经年累月，拖延无期”。最后只能“草率完局，锻炼成招。不但生死含冤，且有牵连拖累，致小民倾家荡产，废时失业者，深堪悯恻。人命如此，其他可知！”（田文镜：《州县事宜》）

对公事如此漫不经心，荒疏怠忽，又怎么能在官场混得下去呢？他们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对策，叫做“弥缝搪塞”。他们对于“民间苦乐”虽然“漠不关心”，对于利国惠民之事虽然束手无策，不过对“饰虚文以媚上司，习时套以规进取”这一套弄虚作假的手段，倒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平时“但以簿书文移，弥缝搪塞，一生精神，用在酬应世态，绸缪身家之处，互相欺罔”（陈宏谋：《学仕遗规》，卷1）。他们也并不是成天无所事事，闲居独处，相反，他们时刻奔走于大吏之门，争逐于宴会之场，简直是忙忙碌碌，马不停蹄，在“酬应世态”方面用足了“一生精神”。他们处事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每事止图可以回复上官，不顾可对士民与否”（徐牧、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卷1）。只要把上司糊弄好了，上司感到满意了，自己的官位也就坐稳了，老百姓的苦乐死活自然不在话下。

清代许多有关“官箴”的书中，对上面这种现象斥之为“伪”，是“仕途之贼”。与这种恶劣的官场习气相对立，人们强烈地呼吁官员们应该“以实心行实政”，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高廷瑶在《宦游纪略》中问：“官如何才为爱百姓？”作者自己回答说：“必有一副爱之之心，又必有一副爱之之力。无此心则抚摩噢咻，无非沽名市惠，是假之也，何有于民？有此心而才具精神不足赴所欲为，亦徒虚此爱耳。故真爱百姓者，以实心行实政，废一不可也。”（卷下）既要有爱民之心，又要有爱民之力。心里根本没有百姓，所作所为不过是沽名钓誉；说是爱百姓，却没有为百姓办事的才具和精力，也只是空言虚词而已。所以“实心”和“实政”，二者缺一不可。

真正心存百姓的官员，需要有一副热心肠。就像方大湜《平平言》所说：“富贵利达，眼不可热。民生休戚，肠不可不热。肠不热，则百姓之休戚，如秦越肥瘠，漠不相关矣。”王志伊为《励治撮要》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出，一个关爱百姓的官员，应该处处以为百姓兴利除弊为念，做到“重民生，勤民事，薄民赋，保民富，宽民力，从民便，悯民穷，恤民灾，除民害，询民瘼”。

对封建官僚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天看来，未免不切实际，根本不可能做到。但这样的呼声和舆论，毕竟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良好愿望和迫切冀求，在当时，它起着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及对清明政治的引导的积极作用，至今也仍然不失为是传统政治文明中珍贵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