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上者“每事皆自决断”，下属们难免“不敢直言”，一味“承顺”。这种情况，在封建官场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而其后果则是更加加重了官员们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恶习。前引《居官日省录》有这么一段描写：“居官之人，身处民上，一令百从，谀言日至。自视地位高于人，才识无不高于人，自是之见渐习渐惯，其尚能低首下心，勤学好问也哉？趾高气扬，非独办事乖错，必贻民物之忧。即终身才识，亦以一得自阻矣。吁，可畏哉！”一个人身居官位，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说话行事，往往一呼百应，“一令百从”。周围的人们或者出于尊重，或者出于礼貌，自然还会有人出于趋炎附势、攀援献媚的心理，常常会送上种种赞誉和奉承。一个严于律己、有自知之明的人，固然能清醒地对待这些，不至于忘乎所以，而有些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却往往难以自持，浸淫日久，不免“自是之见渐习渐惯”，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地位高于人，才识无不高于人”，于是目空四海，颐指气使，再也没有了向别人“低首下心，勤学好问”的谦虚谨慎之态了。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员，怎样在“谀言”包围和自我膨胀的恶性循环下，一步步变得趾高气扬，独断专行，结果既在公务上乖谬失误，“贻民物之忧”，又阻塞了个人聪明才智的进步和提升。这不论于公于私，确实是一件十分“可畏”的事情。

习惯于独断专行的人，常常以为自己有魄力、有决断、有主见，是敢作敢为、器识远大的表现。其实正好相反，正如唐太宗对隋文帝所批评的，“每事皆自决断”，原因是“多疑于物”，“不肯信任百司”，恰恰是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缺乏容人之量的反映。清代有一部不知作者姓名的书，叫做《刑幕要略》，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近来居官者间有薄视幕友，趾高气扬，遇事独出己见，不待商榷，此固才非远大，难与共事。”（《官箴书集成》，第5册，26页）这个判断的深刻之处，在于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趾高气扬，遇事独出己见”的“居官者”，其实是“才非远大”的庸才，不但没有恢宏气度，而且难以共事。这也许可以如醍醐灌顶，让这些人从自鸣得意的良好自我感觉中清醒过来。

强调不必凡事都要“谋自己出”，当然不是说主政者不要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判断，而是说出主意、做决策，需要有一个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过程。对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了，对各种正面的、反面的、赞成的、反对的意见都了解了，然后衡量利弊得失，择善而从，作出合乎实际的决断，这样才能叫做“善断”。这一点，清代的官箴书中就有不少总结实践经验而得出的颇有见地的论述。有人说：一个高明的官员，应该“广询博访，取决贤智，不专一己之见，而求通舆论之公”（金庸斋：《居官必览》）。也有人说：“任用人材，兴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见，然不可独用己意，则排沮者必多，吾事败矣。稽于众，取诸人以为善，然后可。”（陈宏谋：《从政遗规》）还有人强调官员在审理词讼、断狱判案时，“必虚公详慎，勿任一时之性，勿执一己之见”（田文镜：《州县事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和公正，避免因主观武断、好恶任意、欺骗蒙蔽、瞻顾徇情而造成冤假错案。所有这些，都强调处事理政时，必须尽量多听各种意见，所谓“兼听则明”，而不能一切“独用己意”，专执“一己之见”，否则必定导致“心不明”而“于理不合”的后果。郑端在《政学录》中用八个字概括固执己见的恶劣影响，叫做“偏听生奸，独任成乱”(卷3)，偏听偏信，容易为奸人所乘；独断专行，必定会事乖政乱。这是居官者必须时刻警惕、引以为戒的。